碳税征收中的收入问题

当政府将碳税也视为一个筹集收入的工具使用时，就必须考虑 其在税收收入总额中的贡献份额。当碳税的财政收入功能被凸现时，就不得不面临以下的考虑：

1、税收收入的稳定性

既然基于弥补外部不经济原理的碳税政策就是减少CO2排放量，那也就是在减少碳税的税 基，那么税收收入功能与经济 效率功能就会产生冲突，基于排放削减目的的高税率设计能够较好的实现CO2排 放限制但会导致税基的萎缩，相反，低税率能够持久的筹集收入但却无法有效实现庇古税初 衷。

2、税收收入的专用性

从目前各国的碳税征收过程中，可以发现一般都遵照税收中性原则，即将碳税返还或用于环 境保护方面的投资，而不用于一般性的公共开支。当然，对于类似专用的性的质疑也一直存在，Fullerton就认为这样的处理忽视了税收的经济效率和预算绩效。

3、税收收入的政治性

从公共选择的视角看，碳税会面临不同部门的影响与干预，收入管 理部门(如国家税务机关或财政部)是基于收入最大化的角度来设计碳税的边际税率，或者 说是在不损害税基的前提下希望能筹集更多的收入，但环境管理部门(如环境保护部门)却希 望边际税率的设计能为污染削减提供有效的激励，因此更希望提高碳税的税率，尽管这可能 会增加税收征收的难度。Oates就认为最终具体方法的实施可能是收入需要和环境目标之 间的妥协。

4、税收收入的替代性

对于碳税而言，政府的立场决定税收收入的整体水平。如果仅仅是作为一种新兴税源的开辟 ，首先需要实现的是税收规模最大化的政策目标；如果将其视为“绿色税收”的一 个途径，则要保持税收收入中性的原则，用碳税来替换那些扭曲性税收，以减少征税的福利 成本，因为这样 不仅约束了对环境损害的经济活动，也使得税制的效率损失进一步降低，会间接导致社会福 利的增加，以实现 “双重红利”的效率目标。

碳税征收中的公平问题

虽然碳税在理论上非常优异，但真正实施碳税的国家却并不多 。这是因为从理 论上进行分析，碳税在收入分配方面具有累退性的特征，其基本表现为：

1 征税对象的特殊性

碳税理论上应该对CO2排放量进行征收，但是由于环境技术监测水平和征管成本的约束， 一般将征税对象确定为化石燃料，用以替代对CO�2实际排放量征收，由于化石 燃料的需求弹性比较低，而且税款直接计入产品价格，所以碳税不像所得税和财产税那样具 有直接调节社会公平的功能，其征收它们对穷人的伤害会更大，具有分配的累退性，这样的 担忧主要是因为碳税会增加能源使用的成本，因为穷人用于类似的支出占其收入会表现出更 高的比例。Robison通过对不同收入阶层的比较分析，发现当污染品在不同收入阶层消费中 都占有一定比例后，环境管制政策的确是呈现累退性的特征。

2 征税目的的特殊性

碳税制定的目标就是改善环境，控制污染。碳税的开征对污染地区居民的直接影响当然是有 益的，环境得到改善，提高了当地居民的身心健康水平。但是从长期来看，可能存在两个变 化，会导致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下降：

其一，如果环境的管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增长或恶化了就业形势，低收入者的收入下 降会抵消环境优化的收益；而环境的改善也会拉升当地的房价和土地价值，低收入者的福利 水平反而下降，间接导致低收入者承担了额外的改革成本，国民财富在向着对低收入者不利 的方向集中。

其二，通常情况下，政府为了扩大经济规模，会将征收的收入用于资本积累，这将提高财产 性收益占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降低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同时征收碳税最终会提高 工资成本，使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因此征收碳税必然会进一步扩大资本所有者和劳动 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3 征税方式的特殊性

碳税的征收方式存在两种选择：即“污 染者付费”（PPP）和“使用者付费”（UPP）。若是在生产环节征税，就是以污染者为纳税 人，但是企业可以通过提高产品价格的方式将税负转嫁给最终消费者。若是在消费环节征税 ，则以消费者作为纳税人，税负无法转嫁，强调“谁使用谁缴税”的原则。相较两种模式， 前者可以实现源头扣缴、减少偷逃税款的机会，但后者更符合公平目标，也有利于加强消费 者减少碳排放量的意识。但是，无论是依据OECD环境委员会于1972年提出的环境税 课税经济原则，还是现实中碳税（包括环境税）实际征收模式，以及对我国未来碳税的设计 ，污染者付费原则都是首选。这样的话，碳税征收的实际归宿对低收入者的影 响就必须进行考虑。

由于碳税所 征收的化石燃料需求弹性较小，短期内消费者负担会明显更重一些。当然，就长期而言，需 求弹性往往会逐步增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消费者税负，但是企业生产替代品和消费者 寻找替代品都需要一定的时间。

碳税征收中的成本问题

在一个税种的设计与实施过程中，成本最小化是税收实施过程中重要的约束条件，这里所涉 及的成本，包括管理成本和遵从成本。

1 碳税征收中的管理成本

首先，碳税税收管理成本的大小，取决于碳排放量的确定与测量难度、征税部门的执行和监 督能力及政策有效性和政策的激励机制等。在碳排放量的确定上，CO2的排放与所燃烧的 矿物燃料具有严格的比例关系，而且对于燃烧后产生的CO2目前没有适宜的技术手段将其 回收测算，所以通过对投入或使用的矿物燃料的碳含量来推算碳排放量是比较符合管理成本 条件的。

其次，征税部门的执行和监督能力也影响到碳税的管理成本。征税部门的能力要取决于环境 控制的政府级次上，也就是税收管理的责任部门。由于环境问题所涉及的区域较为广泛，在 目前普遍实行多层政府的情况下，不同层级的政府机构都拥有对环境进行管理的能力与动力 ，那么如何在不同层次政府间对于环境管辖权以及碳税管辖权进行合理划分，避免发生重叠 和竞争，就显得格外重要。尤其是如何合理运用不同层次的税务机构的现有资源，充分发挥 其丰富的征税经验和系统的征税体系，将直接决定碳税管理成本的最小化。

最后，碳税政策激励机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有效的碳税制度将会激励污染削减但同时也 要保持足够的弹性，以便适应污染损害的估价技术的改进和污染削减技术的实施。很明显， 企业更愿意在一个稳定的边际税率下来筹划其税负支出，但政府必须准备随时调整税负水平 来应对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变动。

2 碳税征收中的遵从成本

遵从成本是从纳税人的角度出发考虑的成本，但也是税收政策执行有效性的基本因素之一。 因为税负支出部分受到税基大小的影响，碳税税收制度应该可以为污染削减活动提供激励， 碳税的有效性必须考虑纳税人的遵从成本。作为一种新税，从遵从成本方面首先需要考虑到 纳税人依法纳税所增加的额外成本，即在污染削减成本之外还要承担的时间和精力以及资源 的耗费，包括纳税人相关单据的获取、专业咨询、纳税申报资料的填写以及税款上缴等事宜 所导致的支出。另外，对于新税开征初期，包括对逃税损失的估计，对税基侵蚀的避税损失 等也必须加以重视。尽管在一些已经开征碳税的国家，已经不断完善了相应的监管制度，但 是对碳税偷逃税的损失依旧很难进行具体测算，而纳税人的瞒报错报等行为，更会带来经济 效率的损失和征税成本的增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