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政策制度设计 促进“绿色金融”发展全面提速

绿色金融是指为支持绿色可持续发展、改善环境、节约资源、应对气候变化所提供的金融服务，主要包括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碳金融等金融工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对发展绿色金融作出了明确要求，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发展绿色金融助推绿色发展的决心、魄力和智慧。

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实现绿色金融发展的可持续性

在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海洋强国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中均有绿色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全球产业绿色化、智慧化的浪潮中，绿色金融大有可为。目前我国绿色金融属于政策推动型，试点地区通过给金融机构和企业（项目）一定的奖励或补贴等措施来推动绿色金融发展。如果不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将难以实现绿色金融发展的可持续性。

因此，要进一步创新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要继续大力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并在绿色融资租赁、绿色保险、碳资产质押融资、林业碳汇、湿地碳汇、海洋碳汇等领域创新发展。集聚发展绿色产业，倡导绿色消费，壮大绿色金融需求侧。集聚发展绿色产业，激励倡导政府绿色采购和社会公众绿色消费。通过鼓励购买环境标志产品、“三品一标”农产品、绿色建筑、新能源汽车等绿色消费行为支持绿色产业发展，进而壮大绿色金融需求侧。

目前绿色金融“自上而下”的顶层政策推动意愿较强，而“自下而上”的绿色金融供给者和需求者的积极性尚待提升，亟需完善相应的责任机制和激励机制。

一要明确金融机构等主体的环境审查义务责任，完善“责任-压力-响应”制度，形成“硬约束”。“硬法”（硬约束）主要通过完善制定国家法律法规的形式。以绿色信贷为例，国家层面应适时修改《商业银行法》等相关法律，借鉴美国《超级基金法》等做法，明确银行对项目环境影响的法定审查义务和法律责任。同时，银行的责任应有一定的边界，应规定银行尽职免责的法律责任。银行责任应类似于《公司法》中董事、高级管理人对公司决策经营管理的“谨慎管理人”义务责任。二是改进补贴激励的方式，完善“激励-动力-响应”制度。以绿色信贷为例，国外做法一般不直接对金融机构或企业补贴，而是对绿色项目/产品（例如绿色建筑、低排放汽车等）评估后，给予绿色项目/绿色产品的需求者/购买者优惠利率进行激励，利率差额由政府补贴。在国家层面上，对绿色信贷还可以规定实施定向降准、降低资本充足率等措施；绿色债券可考虑规定免除绿色债券机构投资者的所得税。

一是完善制定绿色企业（项目）的评价标准和绿色金融统计制度。通过标准制度，界定企业（项目）的“绿”与“不绿”，区分“深绿”、“中绿”和“浅绿”，有助于绿色金融的数据监测和统计，并加强扶持政策的精准性。

二是绿色金融与大数据、金融科技相结合，完善制定绿色融资主体认定系统。企业（项目）的绿色标准制度制定之后，还需要与生态环境部门、税务部门、大数据管理部门等对接，获取和共享相关企业（项目）的清洁生产、环境处罚、环境信用、科技创新等信息，破解信息孤岛、信息不对称等问题。

三是完善建设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促进金融资本与企业（项目）的对接。通过平台集聚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并发布众多金融产品，有助于企业的选择；通过平台共享融资主体的纳税、用水用电、节水节能、环境保护、诉讼、执行、资产等资料信息，有助于金融机构对企业（项目）的风险审查评估；通过平台企业可以发布融资需求，供多家金融机构评估与竞争。通过线上选择+线下服务模式，提升融资效率和融资服务水平。

四是完善绿色金融信息管理系统，强化绿色金融监管以及风险的防范化解。通过管理系统和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强化绿色金融的事前调查评估-事中管理-事后评价制度，全过程监控。

五是开展交流合作，建设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绿色金融中心。加强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银行集团、欧盟等的合作，吸收借鉴国际先进的绿色金融发展规则与经验，建设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绿色金融中心。例如同处粤港澳大湾区的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等地金融各有优势和特色，应加强互补合作、协同发展，创新机制体制，联动资金、市场和规则，建设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广深港澳绿色金融走廊，并助力美丽湾区建设。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广州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