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委会议强调能耗双控遏制“两高” 各地亟需尽快摸清碳排放家底

发改委召开部分地区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座谈会，强调当前特别要全力抓好能耗双控和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这两项重点工作，确保今年顺利完成能耗强度降低3%左右的目标，并要求各地方夯实碳排放统计核算基础，尽。。。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副司长赵鹏高在浙江省杭州市主持召开部分地区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座谈会，浙江省、江苏省、福建省、厦门市部分省(区、市)及计划单列市发展改革委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要求，必须准确把握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重点，大力优化能源结构、深度调整产业结构、抓好交通和建筑领域节能降碳、强化重大科技攻关、巩固提升碳汇能力、加快完善政策保障体系。

会议还强调，当前特别要全力抓好能耗双控和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这两项重点工作，确保今年顺利完成能耗强度降低3%左右的目标，推动各项工作见到实效。

能耗强度降低3%：目标不高，但依旧严峻

今年对于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相关工作来说，任务更加艰巨。一方面，各地依旧在面临疫后重建的压力，各地都希望加快发展步伐；另一方面，国家提出的长期战略还没能完全分解细化为各地各行业的工作内容与目标。

这直接反映到了能耗强度的数据上。5月13日，国家发改委环资司司长刘德春主持召开部分节能形势严峻地区谈话提醒视频会议，对今年一季度能耗强度不降反升的浙江、广东、广西、云南、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区节能主管部门负责同志进行谈话提醒，督促有关地区进一步加大能耗双控工作力度，确保完成本地区年度能耗“双控”目标任务。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创始人、主任马军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第一季度的能耗强度增势很强，是因为面对疫后复苏压力，各地可能会抱有一种在强约束到来之前尽快拓展经济发展空间的心态。

“从已经发布的地方碳达峰、碳中和相关政策来看，还对国家的长期战略分解理解不到位，只是在政策上进行了宣誓站位。可以说，地方的气候雄心并不是普遍性的。”马军说。

马军表示，在今年内完成能耗强度降低3%左右的目标，并不是一个很高或很激进的一个目标，是可以“够到的”，但是因为同时地方还要兼顾经济发展，保持增长，就使得这个目标的达成变得艰难。

有些地方由于急于达成数字上的目标部分，采取了临时性措施，造成地区拉闸限电事件频发，对工业生产甚至普通居民的正常生活都造成了不良影响。

这一点在此次会议中已经有所体现。会议对参会的地方负责人强调了相关工作的推进重点，要求各地推动建立本地区碳达峰、碳中和统筹协调机制，对相关工作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动、一体督导，并要认真组织开展重大问题研究，因地制宜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要参照国家“1+N”政策体系，加快构建符合本地区实际的碳达峰、碳中和政策体系。

替代“两高”项目

拉闸限电事件频发，中金公司分析认为，这是因为清洁能源受自然因素制约，发电量未能满足需求增加，火电支撑枯水期电力供给，与能耗指标约束矛盾凸显。

目前，国家层面已发布《关于2021年风电、光伏发电开发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和《关于2021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及有关事项的通知》等政策，明确非水可再生能源电量消纳指标，推动可持续建设和并网风光电项目。

通过加大供给端的产出缓解电力需求高增长和能耗指标约束的矛盾，政策层面正在从项目核准、财政补贴、能源输送、价格调整多个维度不断推出新规。山东、宁夏、广西、陕西、辽宁、内蒙古等地也在加大“两高”项目的排查力度，建立相关项目清单和台账，责令不符合标准的“两高”项目停批、停建、停工、停产。

但将“两高”项目停掉并不是最终目的。从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来看，重工业依旧占据着重要一隅，是很多地方的经济发展的支柱命脉。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能耗强度与GDP和能耗两个数值相关，“实现能耗强度降低，可以把能耗做小，也可以把GDP做大。假设一个大型钢厂的某项目上马，它的GDP可能会增加，但他的能耗没有增加很多，最后的相对数指标依旧能够下降。”所以要完成3%的目标，经济和产业结构转型依旧是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环节。

已经有地方在加快产业转型的尝试，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例如辽宁本溪南芬区就在其“十四五”重点项目库中删减了高耗能高排放项目近30个，调整补入了绿色生态项目及能耗替代项目15个。

马军认为，地方盲目上马“两高”项目，主要是因为地方经济的新旧动能转化还未完成。要较快促进经济增长，如果替代项目对地方GDP有较高贡献，是相对可取的做法。他还提到，如果这些项目同时能够达到生态环境部强调的协同减污降碳效果，还将有利于实现当地的空气质量、水质保护需求。

碳市场上线在即，碳排放统计核算仍需完善

此次会议还强调了地方相关部门“夯实碳排放统计核算基础，尽快摸清本地区碳排放家底”方面的工作。

我国对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2011年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十二五规划纲要》首次提出要建立完善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制度。

“十二五”和“十三五”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都提出将温室气体排放基础统计指标纳入政府统计指标体系，构建国家、地方、企业三级温室气体排放基础统计和核算工作体系，实行重点企业直接报送能源和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制度，完善重点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定期编制国家和省级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等内容。

发改委也曾针对企业温室气体核算在2013至2015年分三批印发了24个行业的《企业温室气体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小平曾撰文称，在对发改委发布的相关《核算指南》进行更新和完善的基础上，国家标准化委员会陆续将《核算指南》转变为国家标准。

IPE长期跟踪研究各省碳排放，马军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之前核算上的问题并不是很大，但是目前我们在碳交易、金融、考核、数据监控等多个方面都有数据需求，就会对核算体系、核算方法提出更高的要求，否则会影响数据和相关政策、工作方案的权威性。”

而目前的首要问题是明确具体要怎么算，各方要对核算的方法论达成一致认同。他指出，目前在核算体系本身，存在数据获取难度大、排放因子设定较粗、移动源排放数据难以计算等问题。

除此之外，林伯强还指出了核算体系的管理问题。以煤炭开采与消费为例，产煤省份、用能省份，具体在核算过程中该将排放算给谁，多少比例，都将是未来核算体系应当解决的问题。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已经进入倒计时，第一履约周期预分配配额即将发放。作为数据基础支撑，温室气体排放的统计核算十分重要，也引起了相关行业的重视。中钢协执行会长何文波日前在钢铁行业低碳工作推进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对委员会上提出，要尽快抓紧摸清行业在碳减排方面的现状，立刻着手研究行业碳排放核算标准，核定行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但马军指出，碳排放核算体系依旧需要进行全国性的管理，诸如不同地方之间能源的调入调出等问题，都是需要从顶层拿出一套最终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