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平：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的供改效应 国际及国内比较分析

为了实现2030碳达峰和2060碳中和的大目标，未来相关行业将进行结构化深度调整，相当于国内将实施第三轮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的正面效应就是促进经济增长，负面效应就是可能引发通胀。我们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比较分析供改效应，并分析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的供改效应。

摘要：供给侧改革与经济发展周期密切相关，国内供给侧改革已经进行了两轮(1998年和2016年)，1978-1998年，可以大致算作是轻工业为主的大发展时期，接近20年发展后，1998年对以轻工业中纺织业为首的行业进行供给侧改革。1998-2016年，可以算作是重化工业为主的大发展时期，接近20年发展后，2016年对以重工业中煤炭钢铁首的行业进行供给侧改革。为了实现2030碳达峰和2060碳中和的大目标，未来相关行业将进行结构化深度调整，相当于国内将实施第三轮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的正面效应就是促进经济增长，负面效应就是可能引发通胀。我们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比较分析供改效应，并分析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的供改效应。

一、供给侧改革国际比较：提振经济

2020年9月中国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碳达峰、碳中和下的供给侧改革是否会提振经济增速？从美国、日本这两个发达国家案例可以看出，面对内忧外患，供给侧改革都成功实现了国家经济转型和再次腾飞。

1、美国供给侧改革，实现经济再度崛起

1)美国供给侧改革产生的背景是“滞胀”

美国的供给侧改革是为了应对“滞胀”。二战后，美国政府不断增加社会福利开支，并加强对经济的管制以抑制垄断、负外部性等各种市场失灵，结果政府过度依赖刺激政策，经济出现滞胀。一方面，通胀持续高涨，CPI从1978年2月的6.4%一路上升到1980年6月的14.4%；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1980年美国GDP同比仅为-0.2%，失业率高达7.18%，甚至在1982年达10.8%，深陷“滞胀”泥潭。

图1:8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滞胀

数据来源：Wind，北信瑞丰基金

其次，美国经济存在结构性问题：在日本西欧经济崛起的背景下，美国国内的商品竞争力下降，出现了产能相对过剩；个人和企业所得税居高不下，抑制了私人部门投资和生产；政府对经济、价格的管制存在过度干涉，企业经营效率低下。

2)里根经济学：降税、放松管制和紧货币

1981-1989年里根政府基于以上问题进行了改革，主要内容包括：减税、降低社会福利、放松对部分行业的管制、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等，其中减税、放松管制和紧货币是里根经济学的精髓。

第一，降税，个人所得税占GDP比重从1981年的9.13%降低到1984年的7.56%；降低企业税负，1981年至1990年企业所得税占GDP比重始终保持在2%以下。

第二，放松管制，里根政府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放松了管制：放松反托拉斯法的实施，鼓励企业合理的竞争；取消了对石油和汽油价格的管制；放松对汽车行业的管制；减少对劳动力市场价格的干预；通过立法消除制度障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鼓励企业创新，成功促进了产业结构转型。通过以上措施，价格明显降低，增进了社会福利，有效增强了经济活力。

第三，降通胀，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和提高贴现率，使得利率保持较高水平从而降低通货膨胀率。1981年11月CPI同比增速为4.64%，远低于1981年4月11.46%的增长率，1981年11月后CPI同比持续维持在一位数，截至1983年8月回落至2.6%。

3)供给侧改革有效控制通胀，实现经济复苏

以高利率维持较低通胀率，有效控制通胀

里根政府采纳货币学派的主张，降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提高贴现率，使得利率保持较高水平从而降低通货膨胀率。从1980年开始，美国实际利率基本维持在6%-8%的高水平，高利率对通胀率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CPI从1980年的13.5%降低到1982年的6.2%，其后基本维持在5%以下；PPI也从1980年的14.1%降至1982年的2%，之后基本维持在6%以下。

改革后期实现经济复苏增长

前期经济仍处于衰退。政府通过削减税率来增加储蓄、投资和生产，但是较高利率抑制了投资，抵消了减税对投资的刺激作用。因此改革前期，美国仍然处于危机和衰退之中。1981-1982年，美国工业生产指数从1981年8月起持续下跌，一直持续到1982Q4；失业率也从1980年1月的6.3%上升至10.8%；GDP从1981Q3急剧下跌，在1982Q3降到谷底-2.56%。

后期经济复苏增长。从1982年末开始，美国经济开始复苏，GDP持续增长，1984年Q1，GDP增速达到8.58%；失业率也从1982年底开始走低，至1989年末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工业生产指数于1983年2月开始稳定上升，至1989年12月达到68.3，比1983年初增长29.8%。

2、日本70年代增速换挡期改革，实现经济稳定增长

1)改革背景：日本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换挡减速期

上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从高速增长期进入稳定增长阶段。

日本1951-1973年是经济高速追赶阶段，平均经济增速在10%上下。增速换挡后，1974-1991年的经济增速在5%左右，属于中速增长阶段。日本面临经济增速换挡和动力升级的原因：一是日本房地产长周期出现在1969年前后；二是日本刘易斯拐点出现在上世纪60年代末。随着农村可转移剩余劳动力的大幅减少，耐用消费品的广泛普及，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条件发生变化。

石油危机引发的“滞胀”和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日本经济不得不踏上转型之路

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导致日本出现了物价高涨、失业率上升、企业倒闭等现象，1974年日本经济出现了战后第一次负增长，加之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同时期日本政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双重影响下，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企业不堪重负；日本高速增长期是依靠大量能源投入和粗放经营实现的，快速的工业化造成了能源消耗和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国民不满情绪高涨，日本高能耗高污染的增长模式失尽人心。

2)从供给侧入手实施改革：降低成本，鼓励创新

“减量经营”，降低能耗、利息、劳动力成本

节约能源消耗。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日本高能耗行业的竞争力大大降低，日本政府通过行政指导及各种限制措施，引导效益差的企业关停并转，显著削减了这些行业的生产能力。

降低利息负担。石油危机爆发后，日本企业自有资本比率不高，利息负担较重。通过实施“减量经营”，日企自有资本比率大幅提高，加上同期日本利率水平不断降低，企业利息负担得到有效减轻。

降低劳动力成本。刘易斯拐点到来后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企业通过解雇临时工、控制正式员工的录用、女性员工离职后不再补充新人等方式调整雇佣人数，降低人工成本。

政府引导产业结构升级，大力疏解产能过剩和扶持新兴产业发展。

大力疏解产能过剩。石油危机的爆发使严重依赖能源的日本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尤其是高耗能的低技术制造业，衰退产业和过剩产能增加。1978年，日本政府制定法律，主动对衰退产业和过剩产能进行调整和疏解。在1976-1991年，低技术制造业产值比重年均以1%-3%的不同幅度下降，到了1991年日本低技术制造业产值比重为50.59%，比1973年下降了19.27%，同期伴随产业结构大调整，低技术制造业劳动要素比重下降8.02%。

扶持新兴产业发展。日本政府鼓励和培育新兴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对尖端技术的开发提供补贴，并实施税收和金融方面的优惠政策。中高技术制造业产值比重在1976-1991年以1%-3%不等的幅度提高，1991年日本中高技术制造业产值比重为49.41%，相比1973年提高了19.17%，劳动要素比重提高了8.02%。

3)改革成效：顺利实现产业升级，经济和股市深蹲起跳

日本成长为制造业强国，产业结构顺利完成优化升级

“减量经营”使日本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到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已成为主要经济体中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国家。从上世纪70年代后半期到80年代，电子、汽车等产业取代了原来的钢铁、石化等产业，成为引领日本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日本产业结构从原来的劳动和资源密集型逐渐转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

经济“稳定增长”

通过这次改革日本顺利完成了从高速向平稳的增速换挡，1975-1985年日本经济平均增长率保持在4%左右，该时期在主要发达国家中日本的经济增长仍然是较快的。

1974-1981年增速换挡成功后股市走出大牛市

日本在1973年石油危机前：拒绝减速，刺激加杠杆，无风险利率高达10%以上，股市出现泡沫后深跌；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实施供给侧改革，辅以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无风险利率大降，增速换挡成功后股市走牛。

二、2016年国内供给侧改革——提振经济

中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推出的两个“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主要投资于“铁公基”等基建领域，由此引致了钢铁、水泥、煤炭、平板玻璃等行业的快速扩张。当中国经济从危机中恢复，宏观经济刺激政策逐步退出后，这些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逐步凸显出来，产品价格低迷，行业出现大面积亏损。2015年，中央提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简称“三去一降一补”)的十五字方针。旨在淘汰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的落后产能，并重点压降钢铁、煤炭等行业的过剩产能。通过关停并转等策略扩大有效供给，实现提高行业景气度的政策目标，成效显著。

1、改革前，产能过剩行业深陷困境

“供给侧”是指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在供给侧。工信部公布工业行业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企业名单主要集中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这些行业“产能过剩”的具体表现为行业产能利用率低，行业盈利能力差。中钢协会员企业2015年亏损面达到50.5%；中煤协统计的90家大型煤企(产量占全国的69.4%)2015年前11个月利润总额同比下降90.7%。因此钢铁、煤炭行业成了各行业中首先被给予去产能“量化指标”的行业。2016年2月，国务院先后发布《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和《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两个文件提出：用5年时间再压减粗钢产能1亿吨-1.5亿吨；用3-5年时间，再退出煤炭产能5亿吨左右、减量重组煤炭产能5亿吨左右。

2、供给结构优化，促进行业良性发展

“供给侧改革”的本质是在需求不足的条件下，压降低效供给，提高产出效率，推动产品价格回升，维持行业良性发展。从结果看，“供给侧”改革实现了预期目标。“供给侧”改革之后，钢铁等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数量显著下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稳步上涨，产品价格也逐步回升，行业整体的盈利能力逐步增强，且资产负债率持续下降。

1)淘汰落后产能，提高行业集中度

从“供给侧”改革前后的产能变化看，水泥、粗钢和钢材的产能自2016年开始连续下降，其中粗钢降幅最大，2018年达到9%；而平板玻璃和电解铝的产能并未下降，只是增速放缓。

低效产能的淘汰，使得整个产业的产能利用率稳步走高。自2016年二季度至2019年四季度，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黑色金属和压延业的产能利用率分别上升了13%(自58.4%涨到了71.5%)和7%(自72.3%涨到了79.5%)。

国家工信部的数据表明，2018年年底，钢铁去产能1.4-1.5亿吨的上限指标已经完成，故钢铁、水泥行业的产能开始扩张。相应的固定资产投资自2019年开始明显提速。

“关停并转”政策下，小企业不断退出市场。调整优化供给结构，减少无效供给。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业、黑色金属采矿业企业数分别由2015年底的10071家、3128家锐减至2018年底的5138家和1528家，降幅均接近50%。部分行业的产业集中度显著提高，例如，前十大水泥企业市场集中度已经从2010年的40%提高至2016年的57%。

2)供给过剩状况得到显著改善

国家工信部数据表明，2018年年底已提前完成“十三五”确定的钢铁去产能1.4-1.5亿吨的上限指标。随后，钢铁行业2018年开始产能回升。“供给侧”改革使得钢铁行业供过于求状况得到明显改善。钢铁产量超过需求的部分在2015年达到0.99万亿吨，到2020年下降至仅0.33万亿吨。

3)行业盈利能力显著增强

供给侧改革之后，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销售利润率显著上升。自2016年开始，行业销售利润率由2016年2月的低点(0.29%)逐步走高，至2018年已经超过6%，接近2004年的历史最高水平；资产负债率也由68%下降至2020年的60.5%。

3、“需求侧”恢复也是行业景气度改善的关键

需求端也是促使上述“供给侧”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需求侧走出“低迷”区，是提高现有高效产能的基础。2015年之后，房地产行业的投资增速逐步恢复，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速回升至7%以上。下游需求的恢复，对钢铁、水泥等行业的景气度提高起到了支撑作用。

房屋新开工面积自2015年开始恢复升势，且新开工面积和竣工面积差值逐步扩大，表明建筑需求引致的钢铁、水泥和玻璃等商品的需求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图29:2015年后房地产新开工和竣工面积差值越来越大(单位：万平方米)

2021年以来的“煤飞色舞”，主要原因是全球供需错配，全球需求逐渐修复，但部分疫情严重的资源国生产能力并没有完全恢复，上游原材料供给瓶颈问题突出，叠加碳中和限产影响，供需结构的变化整体推升了大宗商品价格与2015-16年去产能并不完全相同。

全球工业需求预计高位横盘整理，同时随着疫情的改善，资源国生产能力逐渐修复，届时黑色、有色等大宗商品价格大概率将面临回落，原油则相对晚一些。而在内需已经走弱的情况下，钢铁、煤炭等产品价格上行存在压力。

文章来源：消费日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