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税制度设计：国外碳税制度设计为我国提供丰富借鉴

税率水平：税率水平各国差异大，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已达创纪录水平。2021 年， 碳税税率平均增加了约 6美元/tCO2，并在 2022年 4月 1日之前进一步增加了 5美元/ tCO2。大多数碳税管辖区在 2022 年提高了碳税，一些司法管辖区的碳税创历史新高，包括不列颠 哥伦比亚省和加拿大其他省份、爱尔兰、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南非、瑞士和乌克兰。其 他司法管辖区也确立了未来几年碳税价格轨迹：新加坡提议在 2024 年和 2025 年逐步提高 碳税，由当前的 5 新加坡元/ tCO2 增加到 25 新加坡元/ tCO2，到 2026 年和 2027 年提高到45 新加坡元/ tCO2，到 2030 年达到 50-80 新加坡元/ tCO2；南非政府也宣布了一项提案， 将碳税从目前略低于 10 美元/ tCO2 的水平逐渐提高，到 2026 年提高至 20 美元/ tCO2，到 2030 年达到 30 美元/ tCO2，到 2050 年达到 120 美元/ tCO2；加拿大也宣布将最低碳价每 年提高 15 加元/ tCO2，到 2030 年将达到或超过 170 加元/ tCO2。

主要存在两种模式。一是直接对碳排放量 或碳含量征税，这种模式能够直接反映排放主体的排放量，但对计量技术要求较高，实施成 本较高，目前只有波兰、捷克等少数国家采用。二是根据燃料消耗总量或其含碳量计征，这 种模式较为简便，为大多数国家采用，如芬兰、丹麦、英国、日本等，但这种方式不利于激 励企业采用先进的碳减排技术。

目前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仅在化石燃料生产端征税， 如冰岛、日本、加拿大各省；二是仅在化石燃料的消费端征税，如波兰、英国；三是同时对 化石燃料的生产端和消费端征税，如荷兰将化石燃料生产商、进口商、经销商和化石燃料消 费者均设定为纳税义务人。生产端征税便于征管，能够减少社会阻力，但价格信号难以有效 传导给消费者，限制了碳税的调节作用。消费端征税符合税收公平原则，也有利于唤起企业 和消费者节能减排的意识，但纳税人较为分散，不便于管控。目前大多数国家在生产端征收 碳税。

为避免重复征税、削弱能源密集型企业和 出口贸易型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各国碳税政策中对特定行业以及不同用途燃料设置了税收优 惠或免税条款，如欧洲国家针对欧盟碳交易市场内的企业设置碳税免除条款，加拿大各省对 航空、运输等能源密集型行业有部分豁免。同时，为了提高碳税的社会公众认可度，还可通 过减少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等税负来保持税收收入的中性，欧盟部分国家通过优化税收 结构达到了“双重红利”的效果。

2020 年各国政府碳税收入 超过 270 亿美元，年增幅约 14%。多数国家将碳税收入纳入一般预算，并将碳税收入再返 还，以保持碳税税收中性。如芬兰对能源密集型行业实施税收返还；丹麦将碳税收入的一部分用于补贴居民天然气、电力使用，一部分用于向缴纳增值税的企业实施碳税税收返还，或 补贴企业节能投资；英国通过减少企业为雇员缴纳的国民保险金、提高节能环保技术投资补 贴、成立碳基金三种途径实现税收再返还。

发达国家经验表明，碳税与其他政策工 具相互协作，可在注重公平的前提下促进减排效果。一是碳排放权交易与碳税互补运用。碳 排放权交易适合大的排放主体，而碳税适合小的排放主体，二者可以实现排放主体互补，如 丹麦、冰岛等国对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的主体免征碳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碳税税率的相对 稳定有利于限制碳排放权交易价格的波动，如英国规定，一旦碳排放权交易成交价低于最低 碳价，将加征差额税收。二是绿色金融与碳税相配合。部分国家为应对气候变化，对节能环 保、清洁能源等领域项目投融资和风险管理提供金融服务，如英国成立碳基金，为新能效项 目提供低成本贷款，对研发碳减排技术的企业提供风险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