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要建全国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全国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有助于实现气候目标，同时削减二氧化碳和常规污染物的排放，因为控制二氧化碳排放与减少PM2.5、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排放有正相关的关系。

中国正在考虑建立符合国情的全国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服务于碳、能源、空气质量和水资源的政策目标。我们强烈建议中国建立一个设计合理、实施到位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原因如下：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允许参与者自由选择最经济方式，实现政府设定的减排目标，同时确保政府实现其政策目标。

碳排放权交易体系鼓励参与者制定能够超额完成指标的战略（节省配额以备将来使用或直接出售）。这些激励措施响应了李克强总理提出的“打造新引擎，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要求。

全国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有助于实现气候目标，同时削减二氧化碳和常规污染物的排放，因为控制二氧化碳排放与减少PM2.5、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排放有正相关的关系。相反，只在局部地区有效的常规污染物减排项目可能会加重全国范围的二氧化碳排放，比如鼓励煤制气项目，或者把排放活动转移到某个特定行政区以外的其他区域。

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能扩充减排资金池。该体系鼓励企业实施额外的控制措施，在降低成本的同时节省配额，并将配额出售给其他参与企业，将所得收入用于企业扩张，或将配额储存起来以备将来使用或在市场进行交易。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对减排的益处并不仅限于设施层面。有抵消机制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鼓励跨区域或跨行业的投资，也将有助于在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之外的减排。

中国可以从其他国家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中吸取经验：中国有选择性地吸收其他国家排放权交易体系的设计特点。

欧洲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经验是应设定固定的上限，重视抵消量的作用，需要有监管多行业领域欺诈的机构，以及严厉的惩罚措施。然而，EU ETS也表明，一旦排放上限确定，在项目开始后就很难进一步降低，不利于进一步提高环境目标，而RGGI的经验则表明，上限目标可以下调。

美国酸雨项目也说明了应设定固定的上限，预先发行而且可以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交易的配额十分重要，还要重视完善的监测、报告与核证制度以及严厉惩罚措施的作用。

加州的AB32也说明要严厉惩处违约行为，也说明了多行业固定排放上限的可行性，提供数量有限的高质量抵消量的方法，风险对冲工具的重要性以及鼓励与世界其他交易项目合作的方法。教训是，该项目期限短暂（到2020年），市场不确定性增加，不利于企业制定长期碳管理战略。它的另一个特点是购买者必须实现碳抵消，这会增加成本并带来不必要的不确定性。

美国的RGGI因为有着相同的核心要素，因此9个区域项目可以在互相关联的同时保留独立管理各自排放项目的权力。缺点是只覆盖一个行业，并且不允许使用抵消量。

为实现利益最大化，中国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应具备以下要素：

核心目标。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应制定一个核心目标，可以是在固定日期之前实现碳减排。削减常规污染物的排放、转向低碳燃料、绿色供应链、创造就业这些次级目标也很重要，但不应妨碍核心目标的实现。这些目标是规划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根本基础。此外，规划者还要确保市场效率目标不能干扰环境目标。

以准确数据为基础。确定整个项目的基线（起始点）、初始分配、参与企业获得及可以使用的配额/抵消，以及履约表现时，都要依靠准确的数据。交易体系的管理者、参与企业和服务供应商在实施过程中逐步积累经验，监测、报告与核证系统也将随之改善，必要时对项目整体和特定设施作出调整。

保持上限目标不动摇。项目要从制定绝对排放上限开始，并保证执行。

确保项目透明度。参与企业、监管机构和相关第三方都要清楚了解项目的制度、相关义务、获得经济利益/经营灵活性的机会、以及违规后果。此外，也包括完善的监测、报告与核证系统，确保对排放和履约义务做到准确核算。

鼓励长期决策。履约负责人往往都有避险倾向。相对于利润更丰厚但风险更高的控排途径而言，大部分履约负责人都会选择成本较高但自己可以控制的方式。这是因为，相对于并不确定的冒险可得回报，不履约的后果更确定而且更严重。如果履约决策要接受事后的审慎性评估，后果就更加严重。倾向采取内部履约方案（避免交易）带来的长期累积后果是碳配额或碳信用减少，总成本增加。

健全的法律基础。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要有健全的法律基础，以确保企业清楚了解而且愿意满足履约标准，了解管理者指令。

本文摘选于保尔森基金会发布的《强化市场机制 改善空气质量》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