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氧化碳排放权与世界主导货币放行权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特征告诉我们，美元之所以能够主导这个体系，就是因为它拥有最稀缺的工业资源———石油———作为其对冲资产。这个结论同样告诉我们，未来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无论由谁主导，这种货币必须拥有对冲资产，而且这种对冲资产要比石油还稀缺。如果一个全球性的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真的建立起来的话，那么，二氧化碳排放权就是比石油更稀缺的资源。实际上，国际货币体系之所以要出现更迭就是由于一个新的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将要建立，而非美国金融危机。

过去，美元之所以能与石油建立其如此坚固的“对冲关系”，很大程度上由于是有分不得不均匀性。因而，只要美国控制了世界主要石油产油区，就可以巩固美元与石油的对冲关系。而在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下，只要排放权的分布是公平的、均匀的，美元再想通过过去那种手段“绑架”稀缺资源（石油）就几乎不可能了。

根据当前世界主导货币的特征和发行机制，新的世界主导货币的发行机制将借鉴美元的发行机制，基本逻辑如下：

首先，各国将根据协议获得一定数量的二氧化碳排放权配额，各国再根据本国情况将这些配额分配到不同行业和不同企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兼顾排放权配额，一旦企业的发展规模对排放权有更高要求时，它将通过减排技术的开发或直接购买来实现。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将面临三种局面：一是所得排放权配额与企业发展规模完全匹配，即企业既无剩余排放权，也不需要购买排这种情况下，企业市值相对稳定。二是企业排放权配额不能满足企业发展速度与规模的要求，即配额不足。这种情况下，无论企业通过什么途径获得更多排放权，都将有损企业市值，或者限制市值提升。三是企业通过技术创新不但使企业排放权配额能够满足企业发展需求，还会创造出剩余排放权，进而通过出售这些剩余排放权获得更大的价值。

从微观层面看，当企业能够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上述第三种情况，则企业的市值将会得到提升；如果这个企业能够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排放权，这个企业的市值就会连续地上升。从宏观层面看，当一个经济体或国家的整体排放水平降低，或者通过技术创新可以创造出整体剩余排放权，那么，这个国家的企业的整体市值就会上升。当这种上升无法用现有货币量足额表达时，这个国家的整体经济水平就会倒逼货币发行机构发行货币，而且这种货币还必须是主导货币。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个阶段性结论：一是未来世界主导货币的发行不再像现在这样由一个国家或经济体来决定，而是由经济发展最快②的国家或经济体通过本国企业市值的快速提升来决定的，而企业市值的提升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创造剩余二氧化碳排放权的能力。二是在此种货币发行机制下，未来世界主导货币的名称与发行机构并不重要，至少这些东西说明不了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者和主导作用，即便继续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模式，即美元主导、美联储发行，但美元的发行权也不再单属美国，而属于所有有能力的国家或经济体。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都对现有的美元主导型国际货币体系感到担忧，最直接的威胁来自国家外汇储备因美元价值下降而缩水的问题。因此，主导货币多元化就成了世界各国（美国除外）的普遍共识。但对于如何建立未来国际货币新秩序，各方观点分歧很大。

根据上述分析，低碳经济将对这个即将建立的货币新秩序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这就对未来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的转变提出新的要求。美国率先做出转变，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新政府提出一系列经济发展战略，其核心在于发展高附加值、低排放的绿色经济。

为此，美国政府甚至放弃了对昔日美国经济支柱产业（包括汽车、钢铁等）的救助，而直接把资金和政策倾斜于新能源、新技术等领域。不仅如此，美国还在全球率先征收所谓的“碳关税”，以此把那些排放水平很高、暂时又不愿意（也无能力）参与“后京都议定书时代”新的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国家或经济体强行拉入，迫使这些国家接受美国标准。英国也紧跟制定了绿色经济发展战略，并把高排放产业放在首先被调整的名单之列。欧盟也加快了ETS交易体系的推广，同样也通过“强迫性”手段迫使欧盟以外的国家接受欧盟准则。

中国在过去30年中取得了经济高速发展的骄人战绩，但由于长期依靠低附加值、高排放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来推动经济增长，因而在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上存在明显缺陷。加之中国又是一个人口大国，所以在“调结构”“、保增长”和“保民生”方面存在着“天然的”自身矛盾。

然而，国际金融形势的变化不会因中国的特殊情况而改变，中国要想在未来国际货币新秩序中拥有足够的发言权，要想在世界经济大格局中占据重要位置，要想使自己的外汇储备安全且有价值，就必须在未来国际主导货币发行体系中拥有足够的实力，而这个实力就要与低碳经济、与我们手中拥有（或可创造的）剩余二氧化碳排放权直接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讲，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调整宏观经济产业结构就成了我们不可回避的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