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碳价和绿色溢价应互为补充

3月25日上午，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金公司”)碳中和2060媒体会在线上举行。

中国政府宣布在2030年前碳达峰(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碳中和(净零排放)的目标。欧盟27国决定2030年前加大减排， 2050年实现碳中和。拜登政府宣布美国重返巴黎气候协议。

随着气候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受到关注，应对气候变化渐成共识，讨论的重点不再是是否应该采取控制措施，而是确定目标后，如何以最小的成本有效达到目标。

在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看来，相关研究的重点应该从“成本-收益”分析转到“成本-有效性”分析，即给定政策目标，根据不同落实措施的成本，分析实现目标的有效路径和具体措施。

此外，彭文生表示，作为分析和政策操作工具，衡量碳排放社会成本的碳价和衡量私人部门利益驱动的绿色溢价应该并行不悖，互为补充。

“成本-有效性”分析是重点

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的活动冲击了原有碳循环系统中碳源(碳排放)和碳汇(碳吸收)的平衡，化石能源的使用导致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上升，引发温室效应，带来地球气候变暖。

被大多数科学家认同的是，过去一个世纪的气候变暖和人类的行为有关。尤其是过去50年，从冰川融化到海平面提升，从海洋生态的毁坏到日益紧张的水供应压力，从极端天气(洪水、干旱、飓风)到疾病传播等，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成为一个现实的担心。

有分析认为，如果不采取应对措施，按照现在的趋势，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经济的冲击将日益严重。碳减排、碳中和将给人类社会带来长远的收益；另一方面，碳减排在短期需要付出成本，经济可能受损。

对此，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指出，降低碳排放有两大类方式：一是经济活动的电气化，比如工业、交通运输、家庭取暖等；二是发电从传统能源转化为可再生能源、核电、或者化石能源配上碳捕捉碳封存技术。

“现在的问题是，清洁能源成本比化石能源高，同时需要建设配套的新的基础设施，这些成本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彭文生补充道。

“早期的应对气候变化经济研究是成本-收益分析，即比较碳减排的长远收益与短期成本，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彭文生分析称，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给气候变化的长远影响予以货币价值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容易低估控制措施的收益，导致政策力度不够。

对于产生相关不确定性的原因，彭文生进一步分析称，经济分析往往只捕捉到有市场交易的经济活动或者可以货币化的经济影响，而气候变化的一些冲击超越传统的经济分析或者难以货币化，比如海平面上升、海水酸化、生态失衡等。

此外，成本是当下的，收益是长远的，人们包括公共政策部门往往更注重短期的成本和经济压力，而忽视后代人的利益。

随着气候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受到关注，应对气候变化渐成共识，讨论的重点不再是是否应该采取控制措施，而是确定目标后，如何以最小的成本有效达到目标。

对此，彭文生建议，研究的重点应该从“成本-收益”分析转到“成本-有效性”分析，即给定政策目标，根据不同落实措施的成本，分析实现目标的有效路径和具体措施。

绿色溢价更具操作性

可以说，在碳中和目标确定的情况下，关键问题已经从评估气候变化的长远损害转为如何有效、低成本实现目标。

那么，在成本-有效性分析框架下，碳价格如何确定呢？

彭文生指出，经济主体的决策取决于化石能源与清洁能源使用成本的比较。使得清洁能源和化石能源成本相等的碳价，被称为转换价格或者平价，国际能源机构(IEA)就是使用转换价格而不是传统的碳价概念来描述碳中和的路径。

而谈到绿色溢价，彭文生表示，其指的是某项经济活动的清洁(零碳排放)能源成本与化石能源成本之差，负值意味化石能源的成本相对高，经济主体有动力向清洁能源转换，从而降低碳排放。

总体来看，绿色溢价和碳价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联系。“但绿色溢价作为一个分析工具，相较碳价有三个优势。”彭文生表示。

首先，绿色溢价是比碳价更广的概念。如果说碳税和碳交易等狭义的“碳价格”不足以纠正超时空的外部性，需要公共政策在更大范围的干预，绿色溢价可以提供一个包含碳价在内的综合考量。降低绿色溢价可以碳税和碳交易为载体，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比如公共部门在促进技术进步和创新方面增加投入，制定行业和产品的绿色标准等。

其次，绿色溢价衡量的是现状，而估算碳价涉及对长远不确定因素的评估。估算碳价是由远及近的方法，把碳排放导致的气候变化的长远损害折现为当下的成本，绿色溢价是由近及远，估算当下的成本差异，以此为基础分析未来可能的演变路径。“在长远的目标(碳达峰、碳中和)已经确定的情形下，绿色溢价作为分析工具的可操作性更强”。

第三，碳价格是一个整体划一的概念，绿色溢价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由于技术条件、商业模式、公共政策的差异，各行业的绿色溢价不同，甚至有很大差异，对不同行业绿色溢价的估算有助于评估政策措施在不同领域的可行性。

彭文生强调，绿色溢价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随着清洁能源价格下跌，绿色溢价下降，经济主体对化石能源需求减少，其价格下降，反过来会提升绿色溢价。“我们需要动态地看绿色溢价的变化及其含义”。

彭文生进一步指出，作为分析和政策操作工具，衡量碳排放社会成本的碳价和衡量私人部门利益驱动的绿色溢价两者应该并行不悖，互为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