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蒋颖：碳市场还需继续完善配额分配、数据质量等方面

我国在2020年提出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此后“双碳”成为各界持续关注的话题。双碳目标连续两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有诸多新提法，“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要推动能源革命，确保能源供应，立足资源禀赋，特别强调要“坚持先立后破、通盘谋划”，推进能源低碳转型。新京报贝壳财经邀请了代表委员及专家共同探讨双碳目标如何推进。

全国政协委员、德勤中国副首席执行官蒋颖提出，我国碳市场需要在配额的分配、市场参与方、交易产品的多样性以及碳排放数据质量等方面继续完善。

减碳需要全国通盘考量未来要公平转型、发展转型

新京报：2021年，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正在加快构建，一些文件已经陆续出台。如何评价过去一年中我国在双碳领域的工作进展和成果？

蒋颖：自从我国的双碳目标宣布以来，我们是“言出必行”，从去年开始其实有非常多的行动，包括国际和国内、政策和市场、企业的行动等方方面面。我们在国际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治理的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在国内有很多顶层设计、碳市场的建立等等行动，去年10月份国务院也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央行也推出了很多减排支持工具。

在过去一年里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企业在积极行动，最主要的是能源行业，制定了清晰的规划，我们也看到很多科技企业在行动，当然那些已经在新能源领域的企业也迎来了机会。还有很多外企开始制定中国双碳方案，其实在它们的全球理念中很多地方已经有一些目标，但中国的市场、要求、规范非常不一样，我们也看到它们的一些行动。比如说德勤，也提出了到2030年实现净零排放。

新京报：去年部分地区的运动式减碳一度成为社会焦点，甚至出现拉闸限电等问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能耗强度目标在“十四五”规划期内统筹考核，并留有适当弹性，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如何解决各地在双碳目标推进工作中实际出现的这些问题？

蒋颖：我的一个观察是，这相对来讲是一种一刀切的、不完全统筹的做法。这一盘棋怎么来全国通盘考量很重要。其中有行业的差异，以及西部和东部、中部之间的差异，有很多不同的状态，肯定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从企业角度来讲，这种现象产生了非常大的社会和商业影响，不是很正面的影响，也导致了对于政府管理方式、城市治理方式的一些质疑，也导致了市场预期的不确定。整体上我认为这也是一个经验教训，以后怎么在一盘棋里去通盘统筹，我们有很多的工具，我们也有区域的差异，还有产业转移的问题、产业之间融合的问题，怎么去统筹起来需要多加研究。

新京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处理好发展和减排的关系。总体来讲，现阶段我们还要在发展中减碳，在减碳中发展。在推进双碳目标的过程中，应该如何处理发展与减排、整体和局部、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

蒋颖：我想用两个词来概括。一是公平转型，在处理经济的发展阶段与减排之间的关系，以及区域与行业的关系的过程中，我们要找到平衡点。比如说从区域角度来讲，某些高收入地区产出能源的强度远低于低收入地区，那么在碳中和的过程中可能会让低收入地区承担更多的减排任务，这些如何考量。

二是发展转型，在双碳目标推进的过程中势必会产生很多的技术创新，市场的自然调节和竞争力的提升，很多企业现在把低碳产品或工艺变成了它的核心竞争力，一定程度上会触动非常多的革新。

碳市场需要完善配额分配、产品多样性等建议加快碳税立法

新京报：2021年7月，我国启动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目前全国碳交易市场仍处在较为初期的阶段，首批仅纳入2千多家发电企业。从交易价格来看，我国碳市场的碳价目前约在50多元/吨，而欧盟碳价是60~70欧元，还有较大差距。接下来碳市场和碳交易还有哪些需要完善的地方？

蒋颖：碳市场是一个非常好的机制，去年发展下来我觉得有几个方面是需要不断去思考和完善的。首先是配额的分配，去年碳市场的配额发放量和履约政策相对来讲是比较宽松的，现在配额基本上是免费发放，交易主要还是受履约的驱动，可以看到成交量在12月也就是履约期接近的时候短期出现飙升，但它的换手率还是比较低，大概不足2%。所以还需要研究如何比较科学地发放配额，因为要使得市场机制真正起到调节作用这些因素很重要，总量控制情况下的配额发放影响到了市场的活跃度和各方的积极性。

第二是市场参与方不足，现在只有电力行业，未来可能八大行业也会加速加入。另外现在交易主体里没有金融机构，以后是否考虑金融机构的介入，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提升市场活跃度。

第三是交易产品的丰富性，现在基本上仅有配额现货的交易，其他衍生品还在讨论。当然我觉得也不宜过急，复杂的交易产品也需要谨慎为之，但是整体上未来的交易产品应该会越来越多元化。

第四是碳排放的数据质量本身也需要提升。2021年政府也通报了个别企业碳排放数据有弄虚作假的行为，生态环境部对一部分企业的数据也进行了控排调研，认为总体上是符合碳市场要求的，但是数据质量还需要提升。最终交易机制要建立在数据质量的基础上，核查机构、监管部门也需要不断完善机制。

另外，碳抵消机制、也即CCER(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现在还处于一个不太成熟、不能够完全与国际接轨的状态，这些领域都需要不断深入。

新京报：除了碳市场外，另一个重要工具是碳税。去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中提出，研究碳减排相关税收政策。如果中国要实行碳税，在政策设计上要考虑到哪些细节？如果碳交易和碳税双管齐下，会不会加重企业负担？

蒋颖：我们需要有很多的政策工具，碳税和碳交易以及其他政策工具的统筹非常重要，不可能只靠一种工具来解决全部的问题，要不断研究，看一种工具对于现在的发展阶段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我的提案是建议加快研究碳税的立法，类似于中医的药方，到什么时候去下什么样的药。

碳税是比较直观地把碳的排放量作为税基，当然要避免重复加重企业成本的问题。有些国家使用碳税达到了一定效果，但不同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太一样，我们还需要继续研究，碳税在什么时候开征，是单独征收还是放在环境保护税里面征收，税率如何设定，对哪些产品先开征。还有一个考虑是国际竞争力的因素，去年欧盟提出了碳边境调解机制，也就是跨境的碳税，对一些出口的产品会有影响，这也是一种倒逼。

至于先征收的行业，理论上应该是从高排的行业开始，应该从生产企业开始，从生产者到消费者一定程度上会形成传导，最终消费者也要承担一部分。

文章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