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咖解码碳中和下的“数字”密码

围绕数字化助力绿色化、数字碳中和等话题，各领域专家学者和企业展开思想交流碰撞，共同探讨怎样有效利用数字化手段助推实现“双碳”目标。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邬贺铨：

四川碳汇资源丰富

可加强与东部地区合作

“四川碳汇资源丰富，可加强与东部地区的合作。”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邬贺铨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四川是我国碳汇的主要供应方，森林碳汇、林业碳汇、草原碳汇、农业碳汇等资源丰富，而东部地区的企业仅仅依靠自身很难实现碳中和，因此，加强与东部地区的合作不仅有利于四川的发展，也将为我国实现“双碳”目标作出很大贡献。

邬贺铨指出，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大，需要的能耗多，但当地缺乏能源供应，所需要的能源很大程度上依靠西部输送，因此空间上呈现出一种不平衡的状态。他建议，可将东部部分高能耗产业转移到西部，一方面，这可以降低远距离运输能源造成的能源损耗；另一方面，也可缓解西部部分可再生能源无法得到合理利用的问题。

事实上，我国可再生能源不仅空间存在不平衡，时间上也存在不平衡，“如有风的季节，风电的效果比较好，有光的季节，白天光伏的效果比较好，水电也呈现出季节性。”邬贺铨说，在这一背景下，我国需要发展储能技术，以此来均衡能源供应时间上的不平衡，“对西部来讲，这是很好的发展机会，相信将有利于减小东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

邬贺铨进一步指出，想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碳汇、能源结构、产业结构都需要调整和发展，其中，信息技术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如能源互联网的能源管理与运行技术，可减少弃风弃光；信息技术和工业技术结合的工业互联网，可以实现提质增效减排；物联网大数据技术，可优化生态管理，支撑碳吸收。”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王金南：

建立个人二氧化碳排放信用体系

让公众参与碳中和

什么是数字碳中和？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王金南看来，所谓数字碳中和一方面是让数字产业低碳化、绿色化，另一方面是怎么让数字产业为碳达峰、碳中和赋能增绿。

王金南认为，在碳达峰、碳中和路径确认之后，最为关键的便是能源转型。而实现“双碳”需要攻克十大关键技术，分别是气候模式和碳循环模拟预测技术、清洁能源和智慧储能关键技术、碳捕集和封存规模化关键技术、近零排放节能建筑关键技术、绿色低碳交通关键技术、现代农业与粮食减碳关键技术、工业行业零碳工艺变革关键技术、生态固碳增汇关键工程技术、温室气体排放监测核算关键技术以及气候弹性和适应机制关键技术。

气候模式和碳循环模拟预测技术、温室气体排放监测核算关键技术，都涉及数字行业，而利用大数据、大网络可以为碳达峰、碳中和做什么？王金南表示，建立符合MRV要求的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城市的碳中和大脑、支撑当前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以及建立全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控制体系，碳达峰、碳中和的核心都是要控制总量。

此外，建立个人二氧化碳排放信用体系，是用大数据来支撑公众参与到碳中和这个进程当中去，王金南举例说，个人碳收支体系将把每一个人的出行、用电、用气等生活的碳足迹、碳排放算出来，然后规定一个人的平均碳预算、配额，将排放量与配额一减，就能看到每个人的信用，“把碳减排的信用和每个人的消费行为、饮食习惯等方面都联系起来，让公众参与到碳中和里面来。”

中华环保联合会绿色循环普惠专委会秘书长蒋南青：

在成都办会

为带动数字碳中和发展开个好头

“在美丽中国的建设中，四川、成都所作的贡献有目共睹。因此，选择在成都举办这次论坛，能够为带动数字化助力碳中和发展，开一个好头。”中华环保联合会绿色循环普惠专委会秘书长、北京绿普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蒋南青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在谈到如何实现“双碳”目标时，她提出，实现全民行动的环境治理体系迫在眉睫，而实现的方式，正是要通过数字化，来帮助减少消费端碳排放。

实现碳中和，离不开公众参与。当前，居民消费端的碳排放已占到整个中国碳排放总量的近一半。那么在消费端，要如何通过数字化方式来推动更多人认可并实践绿色生活呢？

“我们需要探索多元化碳普惠机制，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蒋南青说，比如成都的碳惠天府、广州的碳普惠平台，都是第三方数字化绿色生活减碳底层平台，“这类云平台形成的公众碳账本将碳中和的责任和激励落实到每个企业、每个人，可让政府政策更易实施。”

那么，要如何推动全民减排，让政府、企业和个人用好碳账本呢？蒋南青说，首先在个人层面，每一次绿色行为都要被底层平台累积并记录下来，基于统一标准量化为碳减排量，形成个人碳账本。个人碳账本可作为未来个人的绿色资产，有望获得公益、商业和政策鼓励性等相关物质、精神和行政激励，进而实现碳减排量的市场化运行。

“其次，在企业层面，底层平台可解决企业自身建设碳普惠平台所面临的减排标准不统一、减排量重复计算、缺少统一监管、缺少政策支持和政府赋能、单纯依靠企业运营不可持续等问题。”蒋南青表示，在政府层面，底层平台可以解决政府自身建立碳普惠平台所面临的缺少用户减排数据和减排日志的问题，通过数字化手段激励全民绿色生活，将激励性政策与引导性政策有效结合。

本报记者缪梦羽王雪钰白洋摄影魏麟潇杨永赤

文章来源：成都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