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聚焦︱实现碳中和需资金规模超过268万亿元

近日，中国首个气候变化双年透明度报告（BTR）公布。这份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一次双年透明度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的文件，在2024年11月8日已在生态环境部常务会议上通过，《报告》经由国务院授权后在2024年12月31日之前正式提交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

这份《报告》内容非常丰富，共300余页，6个部分，详尽阐述了我国为达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以及《巴黎协定》目标所付诸的行动及取得的阶段性成果，首次对外披露了2020年与2021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清晰划定了碳达峰的概念边界，深入分析了我国现阶段是否已达峰，并且对实现碳中和所需投入的资金体量进行了剖析。

近年来，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愈发重视。在《公约》框架下，《巴黎协定》进一步建立了强化透明度框架，要求各缔约方在现有《公约》工作基础上，每两年提交一次双年透明度报告。中国，始终以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形象活跃于国际舞台，积极响应这一国际要求。

按照《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要求，第一次双年透明度报告详细阐述了中国国家自主贡献主要目标及其内涵，明确了追踪目标进展的具体指标，并报告了最新情况。

《报告》首次勾勒出一幅详尽的排放画卷。记者注意到，在首部分“国家温室气体清单”当中，细致汇总了2020～2021年中国国家层面的温室气体清单。这份清单囊括能源活动、工业生产流程及产品使用、农业活动、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废弃物处理等五大关键领域，涉及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和六氟化硫等温室气体的排放与吸收详情。

2021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包括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约为129.9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比2020年增长了4.3%。2021年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的温室气体吸收汇为13.1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在不包括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的情况下，2021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约为143.14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比2020年增长了4.0%。这一增长态势主要是由于能源活动、工业生产过程和产品使用领域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上升。

这意味着，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领域，是温室气体吸收汇，也就是所谓的碳汇，这个数量大概为13.1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同时，《报告》进一步剖析了行业排放占比，在不计算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的情况下，也就是针对143.14亿吨二氧化碳当量而言，2021年能源活动、工业生产过程和产品使用、农业活动和废弃物处理排放所占比重依次为76.9%、14.9%、6.5%和1.7%。

显然，能源活动与工业生产堪称碳排放的两大“巨头”，两者排放之和占比逾90%，这清晰地指明了实现“双碳”目标的主攻方向——能源领域转型为源头管控关键，工业领域升级为重点攻坚地带。

究竟为何能源活动占比如此之高？这背后的根源在于，能源工业、制造业和建筑业、交通运输等部门的燃料燃烧，统统被归入能源活动范畴。

《报告》在第二部分对碳达峰这一关键要素给出了精准定义，为中国碳减排进程锚定方向。

《报告》写道，目标类型及描述。中国在2021年更新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中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是指努力争取在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进入相对稳定的平台期或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

目标年及基年。目标不涉及基准年，目标年为2030年前，为单年目标。

口径及范围。碳达峰的口径为燃料燃烧以及工业生产过程和产品使用的二氧化碳排放，即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中能源活动领域中燃料燃烧和工业生产过程和产品使用领域的全部二氧化碳排放。覆盖领域为能源、工业生产过程和产品使用。气体种类为二氧化碳。这一清晰界定为各行业、各地区制定碳达峰策略提供了精准对标依据，避免了目标模糊与执行偏差。

碳达峰的追踪指标为燃料燃烧以及工业生产过程和产品使用的二氧化碳排放，口径和定义与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中的二氧化碳达峰相同，与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直接相关。数据来自对应年份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

碳排放强度下降的追踪指标为单位可比价格国内生产总值能源相关二氧化碳排放，即能源相关二氧化碳排放与当年可比价格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与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直接相关。碳排放强度下降率为基准年的碳排放强度减去目标年份的碳排放强度后，与基准年的碳排放强度的比值。其中，能源相关二氧化碳排放、可比价格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口径和定义与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中的碳排放强度下降相同。

与此同时，我国实现“双碳”目标任务的艰巨性。《报告》直白地指出，中国面临着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污染治理、生态保护等一系列艰巨任务。从能源结构上看，化石能源占比仍然较高，与世界平均水平基本相当，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

从产业结构上看，中国产业结构偏重，高耗能高碳排放行业在国民经济中仍占有一定比例，工业产业结构转型已进入深水区，升级的难度大大增加。以上因素造成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大，碳排放强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中国克服自身经济、社会等方面困难，以最大的决心提高应对气候变化力度，超额完成了中国对国际社会承诺的“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目标。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在能源、工业、建筑、交通、碳汇以及减污降碳协同等多个方面实施了一系列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新三样”出口破万亿，提供优质的清洁能源产品和服务，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转型贡献“中国力量”。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行动“言必信、行必果”，中国的政府结构和体制机制决定了通过顶层设计，可以有效调动各部门、各地方及社会各界采取积极行动。

实现碳中和目标，资金保障是关键支撑。

记者注意到，在第四部分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需要及获得的支持中直白地指出，中国作为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正面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等多重挑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对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的需求均十分迫切。

对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资金需求规模，《报告》也做了评估。记者注意到，2023年12月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四次国家信息通报》指出，中国2021—2030年减缓行动的年均资金需求规模约2.0万亿元；为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国进一步强化减缓行动，2021—2060年减缓行动的年均资金需求规模约6.5万亿元；2021—2060年适应气候变化资金年均需求1.6万亿元。

综合考虑减缓和适应行动，中国从报告年份（2024年）到2030年的总资金需求规模约为25.2万亿元，年均约3.6万亿元；从2031—2060年的总资金需求规模约为243万亿元，年均约8.1万亿元。

这意味着，在迈向碳中和征程中，中国所需资金规模将超过268万亿元。这一数字有多大？国家统计局1月17日公布，2024年我国GDP首次突破130万亿元，仅仅从数字层面比较看，这一资金需求量268.2万亿元是2024年我国GDP的两倍。

据悉，这笔巨额资金将精准流向多个关键领域，涵盖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行动，如大规模风电场、光伏电站建设及储能设施配套；节能降碳增效行动，像工业余热回收利用、建筑节能改造等项目；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涉及钢铁、化工等高耗能行业的低碳工艺研发与设备更新；城乡建设碳达峰行动，包括绿色建筑推广、城市轨道交通拓展；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行动，以新能源汽车普及、智能交通系统构建为重点等。通过资金的靶向注入，全方位撬动各领域低碳变革。

目前，这一巨额资金的筹集路径已经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报告》给出了不同渠道下中国获得的应对气候变化资金支持。

一是《公约》下资金机制。报告期内，中国通过《公约》下资金机制共获得1.4亿美元资金支持，其中全球环境基金提供4092万美元赠款，绿色气候基金提供1亿美元优惠贷款。这些项目中，减缓、交叉领域资金占比分别为87.9%、12.1%，没有专门针对适应的项目。主要支持了能源、农业、工业等部门行动，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协同等跨部门行动。

二是多边开发银行。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在报告期内从多边开发银行共获得913万美元赠款和20.7亿美元优惠贷款，主要支持了农业、交通、水资源与卫生，以及多部门行动。

三是双边渠道。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在报告期内通过双边渠道共获得123万美元赠款和4.1亿美元优惠贷款，支持了气候融资、生态保护、近零排放建筑，以及多部门行动。

当然，目前发展中国家获得资金支持仍面临一系列挑战。《报告》这样写道，一方面，发达国家向中国提供应对气候变化资金支持的意愿较低。发达国家近年来向中国提供的应对气候变化资金支持大部分以贷款形式提供，赠款项目多数资金中方不掌握支配权，项目运营和资金拨付由外方机构主导。

另一方面，气候资金概念进一步泛化，发达国家强调全球气候投融资，淡化履行气候资金支持的义务。发达国家多强调全球气候投融资规模达到上万亿美元，应充分动员全球资本，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资金支持的国际义务与全球投融资的商业行为相混淆。这种趋势不利于保障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公约》及其《巴黎协定》下应有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