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延礼：绿色金融在实践中面临政策效能低、产品单一等五方面阻碍

“我国绿色金融在实践过程当中仍然有不少瓶颈和阻碍。”在2022社会责任投资高峰论坛(IFCII)上，IFCII联席主席、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如是说。

周延礼表示，自2016年以来，我国绿色金融发挥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和市场定价三大功能，在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环境信息披露框架、绿色金融激励约束机制、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绿色金融合作五大支柱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形成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金融监管体制和决策机制。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体系不断完善，绿色金融市场的规模持续扩大，增速领先国际，绿色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日益丰富，绿色项目和碳减排项目获得有效支持，绿色金融的环境效益和减排效益也逐步凸显。”周延礼说。

同时他也表示，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在五大方面仍存在阻碍。

其一，绿色金融政策效能低，多主体、多目标间的矛盾突出，需进一步以全局的思维进行系统的思考和落实。

周延礼表示，当前我国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等国家战略在协同发展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各部门的协调配合不够畅通。绿色金融与财政支持的衔接度有待提高，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和引导功能发挥有限。中央绿色金融政策和地方经济发展之间协同度不高，造成了一定的资源浪费和低效投资。

此外，绿色金融发展目标与金融机构的考核指标之间也存在错配，金融机构的内在动能难以真正地调动；金融系统中的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甚至金融科技等改革创新举措的融合度也不高，各成一体。绿色金融政策对企业的激励约束与企业自身发展目标难以达到一致，企业转型存在融资约束。绿色金融政策在促进绿色消费方面未能实现有效指引。

其二是绿色金融的产品单一，难以满足市场主体需求。

周延礼称，目前我国金融机构的绿色金融产品以绿色信贷、绿色债券为主，而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产品等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与我国的实际社会需求之间也存在不匹配问题。

金融机构层面，投融资对金融风险与环境效益未能做到充分的考察与配合，更多的是为了完成监管机构对绿色金融的业绩考核要求。企业层面，存在绿色金融产品难以满足部分企业项目融资需求的现象，金融机构对绿色低碳项目的界定也较为严苛。消费者层面则存在面向个人的绿色金融产品推广不足，金融机构与潜在的绿色投资者信息不对称等问题。

三是试点考核体系相同，监管政策对区域的差异关注不够。周延礼表示，我国金融管理部门对目前六省九地的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考核评价体系是同一个标准，忽视了地区经济金融发展的基础不同，刚性的考核可能导致绿色金融发展出现运动式、短期化、指标化的问题，国家政策支持层面未能体现区域公平分配。

四是国际合作有待深化，一带一路绿色投资需要有序加强。他表示，我国绿色产业的标准与国际的标准逐步衔接统一需要一个过程，转型期的绿色金融标准还需要进一步明确。此外，我国的绿色金融发展，从经验上未能产生一些有效的外溢效应，特别是未能对一带一路沿岸国家和一些地区发挥一些示范引领作用。

五是面向社会的广泛宣传仍然偏少，全社会对绿色发展、绿色金融、碳金融、碳达峰、碳中和等概念的认识理解仅限于表面，社会公众关于绿色消费、绿色低碳等方面的通识教育还不够。基层金融机构、中小民营企业、社会性组织的相关培训偏少，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未能建立。目前我国碳核算、生态产品价值的评估、信息平台建设、绿色金融立法、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绿色项目全流程的评估管理等方面的人才都是稀缺状态。

针对上述瓶颈，周延礼提出四条应对建议。一是协同国家发展战略，全方位推进绿色金融发展政策和监管机制；二是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三是适当扩大地区试点，优化政策措施及考核标准；四是金融决策部门要加强绿色金融培训，搭建专业的学科和培养体系。

据悉，2022社会责任投资高峰论坛(IFCII)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主办，第一财经研究院和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高金)联合主办。论坛同时得到了易方达、中金资本、宁波银行、宜信影响力投资基金等机构的大力支持。

文章来源：新华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