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杨：新时期金融业服务绿色发展思考

党的十八大明确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我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标志着生态文明建设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在国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以及加快推进实现“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绿色发展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主题，将持续引领我国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深刻变革。金融是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支柱，绿色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有效支持。金融业需要深刻认识绿色发展的重大意义，坚定践行新发展理念，以更优质的金融服务助力低碳转型与绿色发展。

深刻认识绿色发展的重大意义

绿色发展是我国承担大国责任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当今世界正值百年大变局之际，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碳排放国，深入参与全球治理，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推动完善《生物多样性公约》，提出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构建保障“双碳”目标实现的“1+N”政策体系，这一系列举措正是大国担当的直接体现。

绿色发展是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期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的基础上，科学把握世界文明走向，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生态文明建设推向了新阶段、新高度、新境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也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其中，树立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绿色发展旨在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问题，只有把绿色发展的底色铺好，经济社会才能更好地发展。

绿色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一方面，绿色发展通过倒逼传统经济转型升级，培育壮大经济新动能，助力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另一方面，绿色发展推动人民践行绿色生活方式，改善生态环境，在生产与生活之间建立起完整畅通的新循环体系，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抓紧抓好绿色发展，有助于我国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实现全方位高质量发展。

绿色发展是化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举措。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人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条件不断提升，绿色发展和绿色生活成为新时代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应有之义。绿色发展通过变革生产生活方式，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绿色产品、绿色服务等需求，成为化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抓手。

金融业服务绿色发展的成效及挑战

未来三十年，我国将加快推进“双碳”目标，低碳转型将全过程改造国民经济各领域，从而为金融业更好地服务绿色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从近年来我国金融业服务绿色发展实践看，已取得一定成效。

一是绿色信贷总量大、结构优。根据中国银保监会披露的数据，截至2021年第一季度末，国内21家主要商业银行绿色信贷余额达12.5万亿元，占全部企业贷款比重近10%，规模稳居世界第一。绿色信贷每年支持绿色项目节约标准煤超3.2亿吨，减排二氧化碳当量超过7.3万吨。其中，投向碳减排项目的信贷余额达8万亿元，占整体绿色信贷余额的66%以上。在传统产业中绿色交通、可再生能源及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规模最大，在战略新兴产业中新能源、节能环保领域的投资规模最大。

二是绿色债券增长快、质量优。绿色债券已成为支撑我国金融机构绿色投放的重要金融工具。2016年以来，国内绿色债券每年发行量均在2000亿元以上，发行规模稳步扩大，2020年末存量金额达8132亿元，居世界第二位，累计发行规模超过1.3万亿元，成为推动世界绿色债券增长的中坚力量。从质量看，我国88%的绿色债券获得了A级以上评级，73%的绿色债券获AAA评级，发行主体质量优于债券市场整体水平。同时，发行利率稳步下降，融资期限逐步拉长，有力支持了绿色产业发展。

三是绿色金融创新品种多、效能优。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推出了碳中和债、可持续发展挂钩债等品种。各金融机构围绕绿色产业特点，积极探索新型融资担保方式，先后推出了一系列绿色金融创新产品。例如，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推出碳金融合约业务，较早进入了碳交易市场；浦发银行绿色金融覆盖六大领域场景、包含十余种特色产品，形成了立体式、全流程、广覆盖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

但同时也要清醒看到，相比发达国家，我国实现碳中和的时间更短、困难更多、任务更重，绿色发展还面临不少问题和困难，金融业服务绿色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有关绿色金融的标准不统一，相关制度法规不健全。这增加了金融机构的管理难度和成本，限制了绿色金融产品的流通。比如一些标准界定范围存在差异，易造成发行人、投资者困惑，甚至引发监管套利行为。绿色评级方面也缺乏统一标准，导致各机构采集、计算和评估碳排放、碳足迹等信息存在偏差，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绿色发展领域投融资效率的提升。

二是绿色金融市场的主体参与度不广，机构间、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目前，市场主体主要是银行机构，六家大型银行的绿色信贷余额占存量的一半以上，中小金融机构参与度普遍较低。这也导致绿色金融产品的市场结构不尽合理，绿色信贷独大，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碳金融等市场份额长期偏低。此外，我国绿色金融仍处于区域试点发展阶段，地区之间政策配套、宣传引导和绿色产业发展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三是绿色金融的国际化发展面临挑战。当前，我国绿色金融标准与国际标准有一定差异，但在金融业不断开放的背景下，必将加快与国际标准对接，这将对国内金融机构快速理解和执行更高标准的国际绿色金融准则提出挑战。同时，我国经济结构特征也决定了金融机构尚处于绿色资产积累和绿色业务能力提升的初级阶段，绿色金融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并不明显。

四是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面临考验。从宏观经济角度看，绿色转型发展可能导致相关商品价格阶段性上升，对经济潜在增长率也有一定影响。从金融市场角度看，实体经济在加速绿色低碳转型的同时有可能形成规模较大的“搁浅资产”，进而导致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增加。此外，农林牧渔、以生态环境为支撑的旅游及其相关的零售、地产、交通等行业高度依赖生物多样性，因此金融业不仅面临生物多样性下降带来的“物理风险”，同时也面临保护生物多样性政策出台导致的“转型风险”、投资生物多样性相关行业的部分金融资产估值下降的风险。

金融业更好服务绿色发展的对策建议

金融业要更好服务绿色发展，需要在顶层设计、政策引导、金融机构自身发展、国际合作、风险管理以及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快实现突破。

加强顶层设计，为金融业服务绿色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一是法治先行，为金融业服务绿色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撑。建议在国家层面制定《绿色发展促进法》，明确绿色发展的基本概念、发展目标、内容范畴、保障措施等，将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关键领域纳入，并对现行法律法规中与绿色发展不相适应的内容进行全面清理，加强现有法律法规间的衔接协调。同时，加快制定全国性的《绿色金融条例》，更好助力金融业服务绿色发展。此外，建议建立明确的责任追究机制，严惩“洗绿”等行为，提高违法违规成本。

二是对标国际，加快推动绿色金融的标准体系建设。建议借鉴发达经济体先进经验，重点关注欧盟提出的“无重大损害”原则，构建统一、接轨国际的中国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并在标准体系中强化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标准制定。也可学习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开发的绿色和转型活动分类目录，采用“红绿灯”系统，帮助市场参与者识别“绿色”“黄色”(过渡)和“红色”活动。同时，加快研究出台强制性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建立完善的绿色核算和账户体系，进一步强化碳数据信息管理，明晰每笔绿色融资的“碳足迹”。另外，建议国家生态环境部设立碳监测局，健全电力、钢铁、建筑等行业碳排放统计监测和计量体系，构建全面系统的开放性碳排放数据库，更好地支撑金融机构利用大数据支持绿色项目融资。

强化政策激励，充分释放金融业服务绿色发展的潜力

一是建议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层面，尽早规划出台重点产业领域的长期减排路径和政策。根据减排目标任务，编制绿色产业和重点项目投融资规划，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引导作用，组织金融单位及其他配套资源协同支持减排行动；持续完善担保、减税、贴息等方面的激励机制，推动降低绿色项目融资成本，积极调动社会资本参与绿色投资，提升绿色融资的可获得性；持续深化绿色金融改革创新示范区建设，进一步完善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资源配置、市场定价及风险管理，并逐步向全国推广；按照金融市场规律清晰安排碳排放总量目标、碳中和实施路径，深入推进碳市场建设，推动长三角地区成为碳金融发展引领示范区，有效发挥碳金融对低碳转型的促进作用。

二是建议在金融管理层面，将更多绿色产品纳入央行贷款便利的合格抵押品范围，并创设碳减排支持工具，激励金融机构为碳减排及低碳技术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做好机构评级、宏观审慎评估等，并持续完善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方案，以提升绿色金融业务绩效；研究降低绿色资产的风险权重，允许按照较低系数计算风险资产和计提风险准备；构建并持续完善ESG投融资指数，完善ESG评级和ESG信息披露，引导各类主体开展ESG投资，推动更多资金流向环境友好型企业；鼓励金融机构降低绿色消费信贷成本，引导居民绿色出行、绿色消费，推动居民生活向绿色低碳转变。

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提高金融机构服务绿色发展的能力

一是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金融机构发展战略，提升金融机构服务绿色发展的战略意识，树立正确业绩观。建议金融机构积极践行ESG理念，在总部层面设立绿色金融推进机制，董事会设立ESG专业委员会，并设立专门负责“可持续金融、绿色金融或ESG”的部门，将ESG及绿色发展理念全面融入发展战略和公司治理，推动形成绿色金融发展共识。在投融资决策中把环境保护摆到更为重要的位置，并将其作为自身履行社会责任的基本政策和评价经营绩效的重要标准。同时，实行差异化考核和激励政策，鼓励业务部门增加绿色金融供给，发挥金融对社会资源的引导和调配作用。

二是扩大绿色资产规模，加大绿色产业支持力度，同时加快绿色金融产品服务创新，满足绿色融资的差异化需求。在扩大绿色资产规模方面，建议金融机构加快布局新能源、绿色建筑、低碳运输、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提高绿色资产比重；加大对石化化工、电力、钢铁等高碳行业绿色改造的金融支持力度，优化资产结构。

此外，在数据成为生产要素的背景下，建议金融机构在加快自身数字化转型的同时，支持数字技术与各行业深度融合，提高各行业生产效率，降低能源消耗，推动经济绿色低碳发展。在产品创新方面，建议在继续大力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的基础上，对绿色保单、绿色基金、绿色信托、绿色消费等进行深入探索。创新发展节能减排项目应收账款证券化、绿色资产支持票据等产品；研究推动绿色金融资产跨境交易，提高国内绿色金融产品流动性；丰富绿色保险产品，鼓励保险资金投资绿色领域。积极跟进参与碳市场建设，开发碳基金、碳信托、碳指数、碳远期等碳金融产品；积极培育碳资产管理机构和专业投资者，帮助各类市场主体构建碳资产负债表，引导开展碳核算，更好地推动碳市场交易，助力降低“绿色溢价”。此外，部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地区的机构可以尝试以中欧可持续金融分类共同标准作为产品贴标的基础，推出面向全球市场的中国绿色金融产品。

推动开放务实的国际合作，持续提升绿色风险管理能力

一是持续加强国际合作，推动更加开放务实的绿色发展。未来可在中央银行机构绿色金融系统网络(NGFS)、中欧可持续金融分类共同标准等绿色金融国际合作成果基础上，继续加强多边框架下的国际合作，共同探索建立具有更高国际认可度的绿色金融统一标准体系。加快推动金融业双向开放，畅通国际资金投资我国绿色金融市场的渠道，增强我国金融业服务绿色发展的国际影响力；持续推动绿色技术、绿色装备、绿色服务、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等的国际合作，加快推动“一带一路”投资合作绿色转型。同时，上海作为全球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应发挥既有优势，积极打造全球绿色金融中心，吸引全球金融机构组建或扩大其在上海的绿色金融团队，助力上海打造成为联接国内国际的绿色金融枢纽，做全球绿色金融发展的积极参与者、突出贡献者，推动我国更好地参与国际合作。

二是在开放环境中持续提升风险管理能力，处理好绿色发展与风险防控的关系。建议在推动绿色发展接轨国际的同时，更加关注金融机构向绿色资产和业务转型过程中的机构风险、技术风险、市场风险和国别风险，积极探索完备有效的绿色金融风险防控机制和体系。建议金融管理部门加快健全相关监管机制，加强宏观审慎评估和微观运营监管的协调，统一并完善有关监管规则和标准；及时评估环境变化对金融稳定和货币政策的影响，对金融机构定期开展气候压力测试和情景分析，并系统分析环境变化影响；健全完善绿色担保机制和绿色金融动态跟踪监测机制，成立专业绿色担保机构，建立绿色项目风险补偿基金，分担绿色项目的部分风险损失。金融机构要加快提升识别绿色发展风险的能力，稳妥有序推动经济社会及自身的低碳转型；加强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违约风险防范，充分发挥绿色股权融资作用，防止绿色项目杠杆率过高，确保项目资金可平衡、长期可持续；从区域、行业、企业和产品等多个角度把握好资产的风险分布，充分利用专业服务能力帮助受“3060”目标影响较大的企业及时转型，与客户一起提高风险隐患处置效率。此外，要高度重视国际沟通，加强国别风险管理。特别是要加强碳边境调节税、碳市场连通等问题的沟通协调，为金融业更好地服务绿色发展营造稳定的外部环境。

加强全社会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提升绿色发展与金融服务的联动能力

绿色人才在绿色发展中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和决定性作用，是最活跃、最能动的生产要素，对于绿色发展的顺利推进具有重要作用。为此，一方面建议各级政府、各类企事业单位加快培养和引进推动绿色发展的专业人才，加大对研究型、应用型、技术型绿色人才的培养力度。在经济社会的能源与产业结构转型、消费和生活方式变革、绿色技术创新等领域的投融资方面，要更好地促进各类主体与金融机构的沟通对接，提升绿色发展与金融服务之间顺畅高效的联动能力。

另一方面，金融机构要尽快推进绿色金融人才储备工作，创新绿色金融人才队伍建设机制，不断提升绿色金融专业人才的服务能力，稳固绿色金融发展根基，为服务绿色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在总部及分支机构组建专职绿色金融团队，负责绿色环保项目的市场分析、产品和服务方案制定，以有效支撑绿色金融业务快速健康发展。(作者系浦发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文章来源：中国金融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