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价和碳市场发展是碳中和的重要环节

　　碳市场是助力我国“双碳”目标实现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该制度的预期目标，是在政府政策顶层设计的框架下，积极推行市场化手段，以碳价为市场信号，倒逼碳排放成本较高的企业、产业、地区逐步更新技术设备，优化能源结构与产业布局，以期在合理控制成本的前提下创造良好的低碳发展环境。

　　全国碳市场启动至今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是不足之处也很明显。无论从履约情况、价格水平还是参与程度来看，过去两年碳市场呈现出稳中向好的态势，价格发现机制的作用已经有所展现。同时，企业的碳资产管理水平和节能减排意识均逐步提高。在两年时间里，碳市场的交易系统逐渐完善，参与度逐渐提升，买卖双方均能够从中获益。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配备相应的碳交易人员，注重碳资产的提前配置。由此来看，碳市场整体制度建设和顶层设计的可行性通过了初步的实践检验。

　　然而，2022年碳市场的交易额却明显低于2021年全国碳市场启动后半年的交易额。由于碳市场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这个阶段往往是最不平稳的，也是暴露问题最多的，在交易量方面会存在“潮汐效应”，在临近履约期时容易出现集中交易的现象。针对此现象，我们应回归结果导向、理性看待这个问题：只要碳市场能够达到减排的目的，且履约状况良好，市场初期的交易量波动并非大问题。

　　此外，当前碳市场也存在交易量不足、交易意愿不强烈的情况。导致这种情况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现阶段中国碳市场交易的碳金融产品只有现货合约，产品单一，流动性较差，导致投资者热情不高，需要在未来引入更加多元化的金融衍生品。另一方面，目前中国的碳价大概在60元/吨，在“双碳”目标的机制下，未来碳价必然走高。目前较低的碳价激发了亟待转型企业提前布局碳资产的意愿。由于企业需要履约，并且形成未来碳价将会走高的预期，因此想要提前完成碳资产的战略性布局，从而提前积累未来的碳资产红利。因此，很多有碳配额的企业出售碳配额的意愿较低。

　　随着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参与到碳交易市场中，当前在交易量方面暴露出来的问题亟需引起重视。首先，对于一个运行良好的碳市场来说，金融行业的参与不可或缺，其参与有利于评估和帮助市场主体把控和对冲当前碳市场运行的风险。其次，就行业的特殊性而言，金融机构能够发挥绿色资金引流的作用，能够集中并再分配社会性资源向绿色产业倾斜，积极推动全社会碳中和进程的发展。同时，从碳市场发展的角度来看，金融机构的积极参与也有利于绿色金融助力碳交易的开展。比如，当大量的期货公司在交易活动当中发挥重要作用，有利于多元化的碳金融产品和交易工具开发，这将加速完善碳市场建设，提高市场活跃度，吸引更多类型的投资者，也有利于投资者提前布局碳资产，建立碳风险管理机制。此外，长期而言，金融机构的参与还有利于投资者形成长远预期，促进有效碳价的形成。

　　综合现状，我们提出进一步发展中国碳市场的几个建议：

　　第一，在碳市场的初期，相比于交易量的波动，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碳市场的顶层设计、法律法规的完善、数据的质量以及参与企业的履约情况等。当前的碳排放配额分配、碳核算机制仍有很大的完善空间。

　　第二，应加快构建科学全面的碳核算体系。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有三个测量的维度，首先是自上而下，按照省级清单的宏观核算，其次是企业边界的核算，最后是产品边界的核算。目前碳核算难点主要在于排放源的多样性、排放因子的不确定性和数据的缺失等。此外，不同核算机构之间的测量方法差异也会产生误差。中国碳排放核算体系起步较晚，因此需要基于国际碳排放核算体系，不断探索和构建我国的碳排放核算体系。应以重视数据质量为核心，统一核算标准，明确核算规则，严格审核核算机构资质，完善相关数据信息和统计口径，建立统一的基础数据库，建立健全各项工作流程的细则和法律法规，同时引入第三方抽查与监管机制。

　　第三，碳市场需要进一步扩容。目前应将哪些行业纳入碳市场是个综合性的问题。我们需要充分考虑行业的碳排放量、减排成本、碳市场准入成本、配额分配以及碳排放的数据质量等要素。此外，我们还需要考虑到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发电行业的成本要通过碳交易外部化，哪些行业的碳减排成本低于发电行业，既能够为发电行业的碳成本买单，又能够大致满足我们上述的综合考虑，那么这些行业可作为下一步扩容碳市场的候选行业。结合当前实际来看，水泥、钢铁、电解铝这些行业进入碳市场的条件都比较成熟。

　　第四，中国碳交易市场需要扩大和完善，还需要深化电力市场改革，让电价真正体现市场供需和减排成本。电力市场体制机制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有效地支撑电力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碳中和约束下的电力系统，需要构建适合不同属性电力的定价和补偿机制，同时还要理顺电力市场各环节的利益分配机制。碳定价使得发电企业面临很大的成本压力，需要将碳成本通过终端电价向用电侧传导，以实现碳交易的初始设计目标，从而在碳市场与电力市场交互影响的基础上形成电价与碳价的良性互动。 　　林伯强(嘉庚创新实验室首席科学家，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