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当前大规模推行电动车对碳减排并没太大意义

　　中国是人口大国，也是生产大国、消费大国，当然毫无疑问也是排放大国，这让我们面临的国际减排压力也在不断地增大，特别是中国提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后，世界很多国家都期待中国在二氧化碳的排放方面能够作出更大的贡献。

　　到2030年，中国碳排放要达峰，到2060年，中国的碳排放要达到净零排放，也就是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这样一来，碳中和毫无疑问会对资源配置形成新的约束。

　　经济学研究的很多问题，实际上都是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经济学研究的资源配置，实际上是在特定的价格条件下，形成的边际收益达到均等的时候，形成一种资源配置结构的均衡。这样一种资源配置结构的均衡所起的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不同资源的相对价格起到主导的作用。

　　碳中和的约束是在原有资源价格基础上的新的价格约束机制，在约束机制下，当它附加在原有价格之上的时候，一定会形成不同资源配置、边际效应相等的新的均衡。新的均衡毫无疑问会对资源配置结构产生影响，从而形成一个新的资源配置的结构。

　　资源配置的结构实际上也会催生碳中和约束条件下的新的产业结构的形成，从而产生新的增长结构，形成新的宏观经济的结构。所以探中和约束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实际上是碳中和经济学需要认真去研究对待的一个问题。

　　在这个前提下，整个经济的宏观管理或者政策制定的领域，包括企业微观的资源配置方面，就面临一个问题，如何合理实施碳中和的节奏，或者碳中和的约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总的来看，碳中和的约束本质上是整个经济体系成本的增加。当碳中和成为一个约束条件的时候，碳减排对任何一个产业、任何一个企业来说，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要采取额外的措施去减少碳排放，直至实现净零排放。对企业来说，面临着额外的成本投入。

　　对有些达不到减碳要求的一些企业来说，如果面临额度限制，企业可能不得不增加额外的支出购买碳减排额度等。但是对另外一类专门从事碳减排技术研发、推广和利用的企业来说，可能又是一种机会。

　　所以整个经济体系在碳中和的约束条件下，会形成两类不同的产业。一类为了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要额外增加很多投入。另外一类直接从事碳减排的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开发和利用的，对他们来说则有产业扩张的机会。

　　为了保持一定时期的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这两类产业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过程中的平衡，对宏观经济具有一定影响。

　　中国大概有40年左右的时间去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1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碳达峰，3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碳中和。在此过程中，中国面临怎么合理把握节奏的问题，使得这两个不同的类别，在宏观经济变化的过程中，实现比较好的平衡，实现增长的机会大于成本带来的负面影响。

　　如何实施碳减排的节奏？在碳达峰时期和碳中和时期要有不同举措，包括同样的举措可能要有不同的力度。在碳中和阶段，中国压力会更大，因此采取的措施力度也应该更大，而如下几个方面值得去做：

　　因为30年就要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所以额度需要分配到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分配到各个领域后，有些领域在额度约束下，技术进步可能会比较快，碳排放会实现得更好。但并不代表所有领域都能做到这一点，对那些做不到的，就不得不花钱去购买碳排放的额度。

　　所以未来中国在全面碳排放额度分配基础制度上的碳交易市场也会变得更加完整。

　　绿能替代也需要有一个合理的节奏，因为绿能领域的技术进步还在不断变化，如果在早期不恰当的实施了过大的绿能替代，可能使用的是一个不怎么先进的技术。有可能投入后，也就过了六七年，就有了更新一代的技术出现。

　　如果以前实施了过大规模的绿能替代，一旦新技术出现，不可能把原来用的旧技术替代为新技术，因此以前产生的成本，就变成了完全的沉没成本，导致浪费。

在这个领域保持合理的节奏，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特别是在进入到碳中和阶段后，我国确实有必要加大绿能替代的力度，而且在绿能替代的基础上全面推进经济社会的电气化和电动化。

　　比如说电动化的问题，如果现在大规模的推行电动车，但由于能源还是以化石能源为主，这种背景下，电动化并不会导致真正意义上的碳减排，反而导致电力消费的增加，不得不增加煤炭发电，实际上对碳减排没有好处，所以应该在绿电足够替代的基础上推广电气化和电动化，对碳中和具有实际意义。

　　现在有很多产业比如石化工业用的都是化石，含化石或者是含碳的原料，这种产业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是含碳的。现在发现新的合成生物学技术，就是以生物基为基础的一些化工原料可以替代化石原料。合成生物学作为生物基原料的一种替代，对整个产业体系的碳中和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个领域的技术创新和推广是值得去进行更多的投入。

进一步强化碳计量、碳足迹、碳信用，包括这个基础上的绿色金融等推动碳减排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因为对企业碳足迹的记录，对企业碳信用的评估，我觉得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为碳减排是一个目标，也是一个要求，要更好的实现碳减排，确实要有一个好的碳减排的生态系统，这样的生态系统具有正向的激励意义。

　　这里面包括价格、信用、奖励、碳减排产生的外部收益等，怎么能够内生为碳减排投入主体的收入等，这种生态系统的建立，需要政府部门去详细地研究各种不同的措施。

　　有了这样一些足够强有力的减碳措施，中国就完全有可能在实现碳中和的基础上，实现生态文明基础上的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这种增长对全球、对中国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值得我们去努力为之奋斗。（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