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减排支持资金如何用在刀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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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降碳目标需要大量资金支持，除绿色金融支持政策外，鼓励社会资本投向绿色低碳领域也是重要方向。要真正发挥这些资金的作用，需尽快补齐能源企业和金融机构与碳相关的信息披露短板，谨防企业用降碳资金从事高碳活动。

“推动碳减排支持工具和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有效落地。引导金融机构及时满足符合条件的煤电煤炭企业合理融资需求，为具有显著碳减排效应的重点项目提供优惠利率融资，发挥好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作用，着力提升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水平。在保证国家能源安全基础上，通过提高效能有效减少碳排放。”在11月23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表示，将引导金融机构把更多资源投向绿色发展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

吹风会召开前一周，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前期设立碳减排金融支持工具的基础上，再设立2000亿元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绿色金融政策频出，为降碳行动疏解“钱”的难题，如何用好这些支持工具成为下一步工作重点。

据了解，2000亿元再贷款将专项支持煤炭安全高效绿色智能开采、煤炭清洁高效加工、煤电清洁高效利用、工业清洁燃烧和清洁供热、民用清洁采暖、煤炭资源综合利用和大力推进煤层气开发利用。全国性银行向支持范围内符合标准的项目自主发放优惠贷款，利率与同期限档次贷款的市场报价利率大致持平，人民银行可按贷款本金等额提供再贷款支持。

“资金支持方向明确，覆盖了煤炭生产、加工、煤电和甲烷利用等重点过程。通过相关环节的清洁高效利用，可以有效减少污染排放和碳排放。”平安证券分析师樊金璐认为，传统能源作为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在新能源未能完全替代前，其清洁高效利用仍是推动碳减排的重要途径。也正因此，传统能源的安全绿色低碳转型成为资金支持的重点方向。

除了面向传统能源领域，人民银行还创设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这一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以减少碳排放为导向，重点支持清洁能源、节能环保和碳减排技术等领域。“初期重点领域范围突出‘小而精’，重点支持正处于发展起步阶段，但促进碳减排的空间较大，给予一定的金融支持可以带来显著碳减排效应的行业。”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碳减排支持工具是“做加法”，用增量资金支持清洁能源等重点领域的投资和建设，从而增加能源总体供给能力，金融机构应按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提供融资支持，助力国家能源安全保供和绿色低碳转型。

据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测算，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到2060年，我国新增气候领域投资需求规模约在139万亿元，长期资金缺口年均在1.6万亿元以上。资金从哪里来，缺口从何处补？发挥政策示范效应，鼓励社会资金更多投向绿色低碳领域——方向越来越清晰。

为保障减排效果，上述负责人表示，申请支持工具时，需提供碳减排项目相关贷款的碳减排数据，并承诺对公众披露相关信息。金融机构参考碳减排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环评报告或市场认可的专业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以及贷款占项目总投资的比例，计算贷款的年度碳减排量。

金融机构获得碳减排支持工具后，需按季度向社会披露碳减排支持工具支持的碳减排领域、项目数量、贷款金额和加权平均利率以及碳减排数据等信息，接受社会公众监督。人民银行将会同相关部门，通过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核查等多种方式，核实验证金融机构信息披露的真实性。

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信息披露正是亟待加强的环节。“此前，企业并未被强制要求披露碳排放及碳足迹信息。金融机构也缺乏采集、计算和评估相关信息的能力和渠道，许多金融产品并没有与碳足迹挂钩。”民生银行副总经理欧阳爱东认为，金融机构需要将企业履约和减排情况纳入信贷评估体系，并判断企业减碳投资及行动规划对其未来估值的影响，以此来配套差别化金融政策。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也称，与金融工具相配套，需要非常强的披露要求及披露执行能力。“在传统绿色金融领域，披露形式基本是以项目为主。比如一个项目能减多少碳、有没有实现预期，达到这个数之后就算做完了，属于一次性的静态披露。而能源转型是一个长期过程，披露要求有着实质区别。所承诺的减排路径能不能做到，要让社会、投资者、资本市场、监管部门相信，甚至引入第三方验证等机制，这是一个动态披露过程。否则，一家企业即便声称自己有相关技术路径，如果没有沿着这条路去做，最后仍可能是‘假转型’。”

有了资金来源，如何更好发挥作用？多位专家坦言，目前不乏一些“洗绿”行为，有企业拿着绿色金融支持从事高碳活动。为此，亟待建立一套与绿色金融相配套的政策框架。

“一家煤电企业想转型以清洁能源为主的企业，到底做风电、光伏发电，还是把煤电设施改造为生物质混合掺烧装置，这些潜在的技术路径如何选择？不是光由金融专家说了算，需要行业人士共同论证识别。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政策环境下，转型路径也有所不同，我们要在收集提炼的基础上，总结出适用于不同类型企业、行业的技术路径，并制定明确的界定标准。凡是符合标准的路径，就应该得到更多金融资源支持。”马俊举例。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副院长徐洪峰认为，金融产品和工具的精准度有待提升。“以典型的煤炭依赖地区内蒙古为例，我们调研发现，面对很多绿色金融政策，他们往往用不上。诸如霍林郭勒这样的城市，产业链相对单一，主要从事煤炭开采、煤电、电解铝及加工生产。在整个链条上，能够获得绿色金融支持的项目很少，通往低碳、零碳发展的路上，融资需求却又相当旺盛。对此，建议推动更多转型金融产品的开发。”

这一观点得到马俊的赞同。“比较典型的煤电企业，由于负债率高，很难借到钱。第一要务是把负债率降下来，金融机构对风险的担心大幅下降，企业获得银行融资、发行债券的概率明显上升。除了财务激励，离不开其他政策资源。比如一家煤电企业做光伏，没有地怎么办？做生物质能源，如何获得稳定、低成本的来源保障？这些支持比融资本身更重要。在高碳企业向低碳转型的过程中，未来需要组合性的工具箱，而不是一两个金融工具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