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绿色金融撬动绿色经济

与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踢开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特朗普不同，拜登参选期间就将气候治理列为任期的四大优先事项之一，大打“绿色新政”牌，最终成为总统大选赢家。美国的银行很早就关注环境风险，利用金融手段介入环保事业，对发展国家经济、提升就业率以及控制环境污染等方面起到了切实有效的作用，为推动绿色新政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绿色新政演变

80多年前，在美国经济大萧条的上个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就是以通过大量公共支出刺激就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将美国拉出经济危机的泥潭，实现复苏。每当美国遇到经济危机时，传统经济学家就会祭出罗斯福的政策进行借鉴。

美国推行绿色新政同样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彼时，新上任的总统奥巴马直面美国民众摆脱金融危机的诉求，所以他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大力推崇“绿色经济运动”，寄托着复兴经济的希望。奥巴马执政期间，绿色新政被看做是未来美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其长远目标就是将发展新能源作为主攻领域之一，以此促进美国经济的战略转型。开发新能源、发展绿色经济就成为金融危机后重振美国经济的主要动力。总额达7870亿美元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其短期目标是促进就业、拉动经济复苏，并计划在10年内每年投资150亿美元，创造500万个新能源、节能和清洁生产就业岗位。

如今，在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拜登奉行的绿色新政并非仅仅是一份聚焦于环保的政策倡议，他同样想要借助政府积极的政策支持，推动美国经济发展方式向绿色、环保、可持续的方向转型。为实现这一目标，拜登计划投资2万亿美元用于推广交通、电力和建筑行业内清洁能源的利用，并将在上任后带领美国重返《巴黎协定》。

根据拜登的构想，建立更绿色的经济主要通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发展可再生能源，其溢出效应遍及经济、工业、生活各个方面。若运用得当，绿色经济足以成为未来美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和克服后疫情时代经济危机的良药。而撬动绿色经济发挥其巨大作用的，自然是绿色金融在强力助推。

“超级基金”源起

作为最发达的超级大国，美国也不可避免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路子。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国会通过了20多部涉及水环境、大气污染、废物管理、污染场地清除等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每部法律都对污染者或公共机构应采取的措施提出了严格要求。

震惊世界的“美国爱河事件”直接导致利用超级基金治理环境风险的绿色金融的产生。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胡克电化学公司在美国纽约州北部爱河居民区掩埋了大量高毒性及致癌性的化学废弃物。直到70年代，因为化学异臭味、居民生出畸形儿、地下涌出黑色浓浆等问题不断出现，政府介入调查才让丑闻得以曝光。该事件造成美国直接经济损失达2500万美元，进而促成了“超级基金”法案的诞生。

美国政府针对这一环境问题动用了联邦基金。美国国会1980年通过了一项名为《综合环境响应补偿及责任法》的法案，并为之建立了数额庞大的超级基金，该法案因此也被称为超级基金法案。

超级基金法案通过规定基金来源、基金支持项目和方向、排放有害物质的责任划分、赔偿、清理以及政府紧急反应等，将政府环保机构、有害物质生产者、个人三方都纳入到环境保护中，进一步明确了绿色经济发展的实施准则。更重要的是，该法案对银行的环境责任提出明确的行动准则，并认定环境责任具有可追溯性。政府在法律层面明确了污染治理和赔偿、追责方面的责任和义务。这也成为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污染场地管理制度，是多数国家建立土壤污染管理制度的范本。

同年，美国政府还出台了《全面环境响应、补偿和负债法案》，该法案规定银行必须对客户造成的环境污染负责，并支付修复成本，政府不仅约束银行，还对投资者和第三方评级机构设立了环境条款。金融机构如果贷款或投资给具有环境风险的企业，可能会血本无归，甚至因为承担连带责任而背负清偿污染的费用。另外，这之前还有限定二氧化碳排放量、建立可交易的二氧化碳排放许可证机制的《清洁空气法》，该法对排污权交易制度做出了规定，针对有害气体实施总量控制和配额交易。

以“超级基金法案”作为起点，美国开始构建其绿色金融制度体系，包括美国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制定的绿色金融法律。各州政府在相关政策的设计方面更为具体、操作性更强。例如，加利福尼亚州议会颁布的《强制装置法》是世界上首个汽车排放法律。该法要求加利福尼亚州所有新生产的汽车和在用车一律安装净化装置。受此政策影响，美国汽车行业对大气污染减排设备的市场需求不断增加，促使美国金融机构陆续推出有针对性的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

为了推进绿色金融法律和政策的执行，美国建立了专门的绿色金融组织——设立了全国性的环境金融中心、环境顾问委员会以及环境金融中心网络，以支持对绿色金融的推进与管理。

发展迅速而全面

自“超级基金”法案中规定的银行环境责任获得社会认可后，美国银行业开始注重对经营过程中环境因素的考虑，尽量避免为存在环境问题的企业贷款。相反，对于绿色产业的企业，银行在贷款上给予支持。

1987年，美国政府成立了清洁水州循环基金和饮用水循环基金(统称为循环基金)，主要用于资助建设饮用水输配系统和进行污水处理并提高出水水质的基础设施项目。循环基金的运作是美国政府主导，以财政预算资金的稳定注入为主要来源，与当地银行密切合作的项目。经过审核的项目方可在当地银行设立账户，循环基金与这些银行签订协议，由循环基金向这些银行注资并由银行把这些资金贷给指定项目。

进入21世纪，绿色金融开始被更多主流金融机构引进。早在1999年，道琼斯就推出了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他们相信具有更好环境绩效的上市公司具有更强的持续发展能力，因此该指数不仅考察上市公司的财务绩效，也考察上市公司的环境绩效。2001年，富时指数也推出了富时社会责任指数。

2006年，高盛集团旗帜鲜明提出了ESG(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投资理念，这一理念以绿色金融为核心，扩展了绿色金融的外延，将投资者最关注的公司治理因素也纳入进来。这一理念一经推出便在金融市场上引起极大关注，标志着绿色金融融入主流。在这一理念的引领下，绿色金融的市场规模迅速扩大。

因为拥有发达的金融市场，美国绿色金融的一大特点就是绿色金融创新产品丰富——

在绿色基金方面，设立了清洁水循环基金、饮用水循环基金、地下储油罐防泄露基金、超级基金等市场运作的绿色基金。

在绿色债券方面，根据环保项目的特点，创新了提前偿还债券、预期票据、拨款支付债券、资产担保证券、收益债券、特殊税收债券等。绿色债券在近几年比较受宠——2013年11月，美国银行发行了5亿美元旨在支持银行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效业务的绿色债券；2016年—2019年，苹果公司共发行了47亿美元的绿色债券，成为当年美国最大的绿色债券公司发行人。

在绿色信贷方面，创新了各类绿色项目贷款产品、绿色消费金融产品等，并推出了各种针对绿色项目优化信贷与降低成本的方法。例如，美国银行创新了支持节油技术发展的无抵押优惠贷款，纽约、夏威夷、康涅狄格等州成立了绿色银行，以创新的商业模式吸引大量民间资金投资绿色行业。

在绿色保险方面，美国1988年成立了专业的环境保护保险公司，之后在强制保险方式、个性化保险设计、政府担保上不断创新。除了各类环境责任保险、气候保险等外，还推出了专门针对绿色金融的保险，例如绿色贷款保险等。

美国为绿色金融资金提供了丰富的投资渠道，而各类绿色金融产品的开发与创新，也为美国绿色项目降低融资成本，提升项目融资的可获得性发挥了巨大作用，彼此形成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