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碳税机制发展展望

碳税的国际实践给我国开展碳定价机制协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为研究制定符合我国发展阶段的碳税制度提供了经验样板。

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离不开财税政策支持。目前，财政部正在牵头制定《关于财政支持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指导意见》。意见出台后，将进一步明确建立健全有利于绿色低碳发展的税收政策体系的细则，更充分地发挥税收对市场主体绿色低碳发展的促进作用。

在碳税机制设计上，我国可充分吸收欧盟等国的碳税机制设计及实施经验，结合我国考虑以下策略：

“实质性碳税”是指新设碳税税种，对二氧化碳排放征税，而“名义性碳税”是整合改造与能源环保相关的税种，如将现行煤炭资源税和成品油消费税改造为碳税。就我国现阶段减排目标和税制结构而言，考虑从“名义性碳税”入手开征碳税是相对较优选择。初期根据税负平移的原则，根据能源消耗量和折算系数计算出的碳含量作为计税依据，参照碳交易价格和国际标准合理设置税率，后期考虑发展规划、降碳目标、技术水平和国际策略应对（如应对欧盟碳关税）目标，分阶段逐步提高税率，扩充征税范围，同时设置税收优惠，为主动采用低碳节能技术的企业提供一定的税收激励。待技术与其他条件成熟，再择机新设碳税税种，开征“实质性碳税”。

在征税环节和模式上，目前全球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仅在化石燃料生产端征税，二是仅在化石燃料的消费端征税，三是同时对化石燃料的生产端和消费端征税，如荷兰将化石燃料生产商、进口商、经销商和化石燃料消费者均设定为纳税义务人，三种征收模式在操作上各有利弊。

当前我开展碳减排工作主要依靠“自上而下”推动实现，通过上级政策手段实现降碳目标，这是由多方现实因素决定的：我国市场机制尚未完善，难以形成强大的减排推动力，并且我国企业减排降碳意识还未完全到位，开展减排工作的内生驱动力不足，减排量主要依靠外部行政要求进行强制约束。因此，考虑到我国的发展阶段实际，若开征碳税，可考虑从生产端征税入手，减少社会阻力，便于职能部门进行有效监管，有效降低征税成本。待发展阶段较为成熟，可考虑转入消费端征收，通过将价格信号传导给消费者，利于税收调节，同时唤起企业和消费者节能减排的意识，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

根据中金研究院相关研究，对于高排放、低绿色溢价行业，如电力、钢铁等，由于其技术创新的需求程度不如高溢价行业迫切，因此更宜通过碳市场对其碳排放进行强力约束；对于低排放、高绿色溢价行业，如交通运输、化工等，可考虑利用碳税机制促进技术创新，同时约束其排放量；对于高排放、高绿色溢价的建材及低排放、低绿色溢价的有色、石化、造纸等行业而言，通过碳税或者碳市场机制均可推动其实现减排成效。政府在确定具体的碳定价机制时，需考虑各行业的减碳要求和绿色发展的首要目标：是通过总量控制机制实现碳排总量显著下降，还是通过价格机制加快促进低碳技术创新。

从发展形势来看，我国作为全球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在碳达峰阶段，最紧迫的任务是实现排放总量下降，并开展低碳发展技术创新研究与成果转化。因此，笔者认为，应确立“碳市场为主、碳税为辅”的设计原则，充分考虑不同行业的降碳成本，综合考量不同规模企业在碳排放总量、技术发展、创新驱动以及经营状况等方面的水平差异，以推动控排企业碳排放总量下降为首要目标，以促进控排行业整体技术创新为发展方向，科学、合理地完善碳税机制设计，发挥碳定价机制协同效应，采用碳税与碳市场并轨运行的方式，推动全社会实现降碳目标。

在“碳市场为主、碳税为辅”的并行运行机制下，根据不同时期的绿色发展要求，通过设置阶段性策略，放大碳税和碳交易机制的各自减碳效应。碳交易的优势，是通过设定明确的总量控制目标，支撑政府及企业完成中长期的减排要求；而碳税的优势，是确定具体的排放价格，用以激励企业对清洁技术和新能源开发等技术创新进行投资。因此，可根据各行业的差异化发展水平及各行业降碳目标不同，设定碳税与碳市场协同的阶段性策略，短期采取碳税策略激励技术创新减排，中长期利用碳市场机制进行总量管控。通过组合策略，同时实现促进技术创新和减少碳排放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