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有什么影响？具体分析。

“中国外贸全年惨淡，但收盘收得好。”商务部国际经贸研究院国际市场部副主任白明在接受《财经》专访时如此概括，他认为，中国出口这次复苏具备有条件的可持续性，还有一定不确定性。同时，低碳经济将对贸易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财经》：2009年中国出口在年底终于出现回升拐点，您认为出现这个拐点的原因何在？

白明：总体来看，2009年全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外贸形势并不乐观。全年出口总量下降，但收盘收得好。

谈到出口增幅转正的原因，首先从外部原因在于金融危机中各国刺激经济的措施效果开始显现，美国经济增长转正，外部需求显著增加。技术上，2008年年底之前中国出口还一路上升，但到11月、12月开始下降，所以去年这两个月基数偏低，今年同期增幅就被清晰凸显。

其次，国外需求长时间偏低，但经历了一年多之后，需求会有一个修正过程。例如国外很多商场、超市需要补货。

从内部来看，国务院第66次会议制定促进出口的方针，一年半时间内7次增加出口退税，实施出口信用保险，扩大出口信贷范围。

最后，在金融危机发生时，各国贸易量普遍降低，我国总量也降低，但在当地市场所占相对份额上升，占据了有利地形。一旦该国经济好转，则更大的市场份额会迅速形成比危机前更大的需求，加速中国出口。

《财经》：这种回升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白明：我认为，中国出口这次复苏具备有条件的可持续性，还有一定不确定性。世界经济复苏基础仍不牢固，迪拜危机式的隐患宛如定时炸弹，这种定时炸弹还有多少颗，仍属未知。但我个人认为可持续的几率较大，但也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因素。

首先，国家一年多以来采取不少包括退税在内的刺激出口措施，但税率空间已释放殆尽，17%的税率因为着杠杆已用到尽头，因此，这种传统工具的力度已不可能大幅加大。

其次，内需持续好转，消化了国内的产能。很多厂商在国内需求就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短时间内不愿涉足阴难测的国际市场，出口积极性不高。

另外，去年增长属于政策性刺激增长，含金量和危机前相比有些不足，如同高考，用少数民族和文艺体育特长加分的学生，虽然暂时和裸分学生一起通过考试，但将来考试加分优惠取消后，就可能捉襟见肘。

最后，国际上对人民币升值预期早已存在，但在金融危机期间被削弱，危机过后，人民币升值压力也会随之回归，对出口压力加大。

《财经》：全世界经历了一场金融危机，您认为这场金融危机过后，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大环境与以往相比是否有了本质变化？这种变或不变具体体现在哪？

白明：这次金融危机堪称百年未遇，但并未改变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资本、劳动力的流动总体态势并未根本逆转。但在这次危机中，很多国家吸取教训，经济失衡有所改善，世界更趋均衡、和谐发展。

从国际贸易力与话语架构上，欧美国家在世界贸易体系中仍占据主导地位，但新兴国家地位有所上升。金融危机前，世界经济体系仍在欧美西方国家主导之下，但金融危机造成的此消彼长，让新兴国家地位上升，由西方主导变为西方国家与新兴国家中的代表国家共同主导，其中，金砖四国的影响力尤其不能忽视。具体体现在世界经济首脑峰会和哥本哈根环境大会等国际场合。

另外，绿色经济将主导世界贸易，低碳经济将对贸易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国际贸易合作方面，区域主导的贸易合作将进一步提升，双边经贸合作会进一步发展，多边发展将更困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

从产业结构看，在金融危机过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各国对虚拟经济的幻想会逐步降温，更加注重实体经济和产品贸易，对资本国际流动的监管与调节会进一步加强。

《财经》：与危机中的情况相比，金融危机过后，中国外贸会有哪些变化？

白明：第一，危机过后，我国出口增长方式转变的思路和措施将回归。危机时，由于低档产品份额下降相对较小，我国出口政策以保市场为主，多多益善，但危机之后，将慢慢回归“好字当先”，提升产品质量，延长产品价值链，打造国际知名品牌。

第二，中国出口将进一步绿色化。哥本哈根会议之后，贸易中绿色比重将进一步增加，低碳经济的兴起为中国外贸制造了新课题。

第三，国际产业链将重构，原来占据产业链的一些公司在危机中倒闭关门，而危机之后产业链上空间重现，会有新兴企业填补空白，因此会重新洗牌。跨国公司、国家政策和要素禀赋都会发生变化。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新的、更多的机遇。

《财经》：你提到低碳经济会对世界贸易格局造成重要影响。

白明：无论哥本哈根会议是否达成协议，也无论达成的协议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贸易的低碳化自然也是与时俱进。

首先，在原有的劳动力、资本、技术、自然资源等要素之外，由于又要多出了一个碳要素，各国在参与国际分工过程中所拥有的比较优势也会发生转化。相对来说，发达国家在新能源技术上占有领先地位，因而希望通过发展低碳经济占据未来国际市场竞争制高点，而尚未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就不那么幸运了，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粗加工比重大，耗能多，污染大，要在短时间内一下子大幅度削减碳排放量，无异于令其退出国际分工。

其次，在低碳经济这顶大帽子下，各国对碳关税的理解也不尽相同。许多国家特别是近些年来已然丧失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发达国家，以限制碳排放为名征收碳关税则有可能成为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号借口。2009年3月17日，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称，如果其他国家没有实施温室气体强制减排措施，那么美国将征收碳关税，而美国众议院在2009年6月26日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就包含了有关碳关税的条款。前不久，法国也提出，从2010年开始，对在环保立法方面不及欧盟严格国家的进口产品，将征收碳关税。

再次，随着未来碳排放交易的日益扩大，碳排放有可能像劳动力、资本、技术、自然资源等其他要素一样跨国流动，甚至还会更加自由地流动。由此，很可能替代一部分货物贸易。

此外，随着碳要素附着于世界经济的各个领域，在国际产业链条的不同环节上，有可能出现碳排放的稀缺性差异，一些缺少碳排放的环节有可能成为产业链上的“死结”。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的国际产业链条面临着新的一轮重构机缘。

正是由于低碳经济带来的上述影响，未来若干年内世界贸易发展将呈现出一系列新的趋向。一方面，世界贸易规模扩张将受到抑制，世界贸易依然发挥着世界经济增长发动机的作用，但应当是低碳的世界经济增长发动机，而非高碳的世界经济增长发动机。另一方面，世界贸易结构将发生变化，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将趋于下降，而低耗能、低污染产品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则趋于上升。

也应看到，尽管引入碳要素有可能改变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但这种比较优势的改变也局限在一定范围内，短时间内不足以扭转当今世界贸易的流向，发达国家的出口贸易依然是以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为主，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依然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

《财经》：低碳经济对中国外贸而言意味着什么？

白明：对于正在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中国来说，哥本哈根会议无疑发出了一个警示信号，这就是一定要彻底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近些年来，在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方面，我们的动作不可谓不大，实施了科技兴贸战略、以质取胜战略等重大举措。例如，在出口退税方面，“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一直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可是，面对着后哥本哈根时代减少碳排放的全球化进程，中国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显然还任重道远。迄今为止，我国现在实现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数量是美国的3倍，德国的5倍，日本的近6倍。

不过，发展低碳经济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来说也并非都是阻力，也有推动力。例如，随着对碳排放要求的日益严格，以比亚迪为代表的混合动力汽车在国际市场上的前景越来越被看好，使中国汽车工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不仅在劳动力成本上拥有后发优势，而且也能够在节能环保技术上拥有占先优势。事实上，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期间与中方共同签署的联合公报中强调，基于中美两国在电动汽车领域的巨大投资，两国政府宣布在十几个城市开展联合示范项目，并努力开发共同的技术标准以推动此产业规模快速增长。

在低碳经济加速发展的今天，中国要想确保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难度无疑会加大。遗憾的是，对于为数不多符合低碳经济审美标准的出口产品，有关部门并没有予以足够的支持。众所周知，由于符合节能环保的时尚，中国制造的电动自行车在欧美市场上广受欢迎，但我们自己却要用近乎于苛刻的国家标准针对电动自行车行业戴上“紧箍咒”，实在匪夷所思。

从根本上讲，面对着世界贸易低碳化大趋势，中国的贸易强国之路也需要用低碳化的产业基础加以铺垫。不过，产业低碳化是个“细活”，不可能一蹴而就。就应对世界贸易低碳化大趋势而言，要想在短时间内能够“出彩”，还需要在贸易政策上更多体现出低碳化导向。

不难看出，在发展低碳经济的大趋势下，未来的世界贸易发展也必然要呈现出低碳化特征。为此，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也必须要及时调整思路，在适应世界贸易低碳化过程中力求以变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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