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是怎么从一座小山城进化成工商业重镇的？

2018年1月下旬，重庆公布2017年经济数据显示，GDP同比增长9.3%。高增速下，GDP总量达到19500.27亿元，由此超过天津，排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之后。

过去几年，重庆经济增速在全国各大城市中一直居于前列，并因其主要依靠基建和固定资产投资拉动增长，经济结构偏重而被外界冠以“重庆模式”。重庆经济结构偏重，其实由来已久。始于抗战时期的重工业内迁，使重庆从一个西南商贸中心，变为当时最重要的工商城市，乃至临时首都。建国后的“三线建设”时期，重庆又是西南工业基地的领军城市。

从一个地处四川盆地落后地带的军事城堡，崛起为西南地区的商贸中心，之后一度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城市。重庆独特的区位优势，如何与时代相互作用，从而使其在全国的地位，从无足轻重到重中之重？

以四川盆地的角度来说，重庆位于盆地东部，其主城九区位于盆地东南部的华蓥山南麓，是在岭谷中相对独立的板块。从西南地区的角度来说，它是西南五省与中东部省份的连接地带，是群山中的门户；从全国的角度来说，重庆是西南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能与外界产生大量互动。重庆不止是四川盆地的门户，也是大西南的门户。

从水路来看，重庆地处长江及其上游最大支流嘉陵江交汇处。加上流经境内的涪江、渠江、綦江、磨摊河、五步河等数十条江河，可使重庆通过水路联系四川盆地各城，乃至陕南、甘南、滇北、黔北等周边地区，可以说是长江黄金水道上游最重要的看门人和使用者。

不过，与沃野千里并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川西平原相比，川东地区“盛夏无水，土气毒热，如炉碳燔灼。山水皆有瘴而水气尤毒”（宋《吴船录》）。隋唐前，川东地区大片土地尚未开发，有的地方还以渔猎经济为主。

从公元前316年秦国灭掉位于重庆地区的巴国，并置巴郡，筑江州城始，到北宋以前的上千年历史中，重庆主要作为四川盆地向东的战略枢纽。因此北宋中期以前，重庆尽管在军事上占据重要地位，但在经济上远落后于川西，乃至川北嘉陵江中游地带。汉中和重庆蜀国哪个都丢不起

因此重庆的作用在此时仅限于屏卫政治、经济地位远高于川东的川西平原地区。正如《重庆府志》所载：“府据三巴之腹，壤会二江之洪流，水陆交冲，山川刚险，从来为战守必争之地。”

在政治地位上，秦汉至五代时期的江州（重庆），是川东地区军政中心。但到了隋唐时期，这一地位已丧失，降为普通州郡，远不如川西的成都。那时候的重庆，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生活条件也不好，朝廷常将官员贬谪至此，甚至还包括流放罪犯。将益州(成都)和渝州(重庆)分置于剑南道和山南西道或许也可以看做防止剑南道封关独立的安排

商贾云集，万里贸迁但也正是从隋唐开始，重庆触底反弹，进入了全面开发阶段，经济地位日增。此一时期，大批汉族移民重庆地区，当地居民也加速汉化。北方汉民引入了新的开垦耕作技术，让重庆的丘陵地带也得到了开发，人口大大增加，导致原有的行政系统都无法管理当地。据研究重庆地方史的学者统计，仅唐代，该地区新设县就达19个。和人口爆炸的明清时期相比，县的数量也已经相差无几。

到了宋代，重庆地区已是四川旱地粮食和经济作物的重要产区。除此之外，包括丝织业、陶瓷业、井盐业等在内的手工业也发展迅速。

当农业和手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重庆区域内的商业就随之兴旺起来，加之重庆地处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川东地区的商品流通逐渐以重庆为中心，由此使其奠定了川东交通运输和商业贸易中心地位。长江-岷江一线的几大中心，当然，随着时代变迁，重庆日后的经济地位，远不止此。

四川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北有大巴山和秦岭，东有巫山，南有云南高原，西有川西高原。因此在古代，四川与全国其他主要经济区的联系，主要是从川北走蜀道入关中，以及从川东乘船沿长江而下华中。

唐中期前，全国经济重心在关中平原和黄河中下游平原，北方更显重要。因此，走蜀道从关中甚至陇右进入四川的商贸活动比较多，也就带动了川西的发展，让成都和川北地区在盆地内一马当先。

如何从长安前往成都

与之相反，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来看，重庆的作用类似于从富庶的川西平原，通往长江中下游平原的一个站点。但宋以前，长江流域及东南沿海一带虽已有开发但仍相对落后，重庆空占水道却没有贸易对象，经济上也就相对落后。

有宋一代，一方面全国经济重心南移至长江中下游和东南一带，政治中心也东移；另一方面，川中、川东的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虽仍不如川西平原，但在全国至少已属中等水平；此外，两宋商业比隋唐更为发达，区域之间的经济交流更为密切，经由重庆的大额商品长途贩运也日渐频繁。

如果退守南方的南宋不能稳拿重庆在此时代背景下，重庆才真正发挥出了独特的区位和水运优势。

到南宋，重庆已成为大都会，是四川乃至西南地区的商贸中心之一。大量的绢帛、米粮、食盐、茶叶、马匹、药材在此汇集转运，“商贾之往来，货泉之流行，沿溯而上下者，又不知几”（《重庆府志》）。

南宋淳熙年间，重庆由州升府并正式得名重庆，政治地位逐步提高，在元明时期都是西南赫赫有名的大城市。

清中前期川江航运兴盛后，稳坐长江上游水运枢纽的重庆，也和长江中游水运枢纽的武汉一样，出现了一批商贸繁盛的市镇。比如四川四大名镇之一的白沙镇，是川南和川东水路重镇。重庆与位于长江中下游的汉口、苏州，自西向东组成长江水道上的三大商品集散中心。

据成书于乾隆朝的《巴县志》记载，当时重庆“商贾云集，百物萃聚”、“水牵运转，万里贸迁”、“九门舟集如蚁”。重庆城外的沿江地带，形成大片商业街区。商人们在此贩进卖出，集资新建大量会馆，俨然是一座江边都会。

1891年开埠后，重庆开始崛起为西南和长江上游最大的水运枢纽和商业中心。开埠后重庆作为西南门户，被动加入世界贸易体系中，扮演着外贸“二传手”的角色，是长江上游土货出口和洋货进口的最大中转口岸。

以外贸数据为例，开埠前的1875年，重庆进口洋货为15.6万海关两，开埠后的1906年，增长95倍至1482.3万海关两。出口方面，从1885年的105.6万海关两，增长33倍至1929年的3491.4万海关两。

在长江贸易航线上，重庆、武汉和上海分据长江上中下游外贸龙头地位。但在发展近代工业方面，前两者远不如后者。武汉直到1889年张之洞督鄂后，才开始发展近代重工业。重庆开埠后尽管经济地位吃重，但经济功能依然以商贸为主，工业非常薄弱，经济结构偏轻。缺乏自主工业生产的能力让重庆的城市竞争中多少显得体虚。但战争给了这座城市转型的契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不得不迁都重庆，使其一下子成为全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特殊时期，重庆从一个区域性中心城市，跃升为全国最重要的城市。这是重庆历史上的巅峰时期。

抗战前，作为长江上游最大商业都会的重庆，商业资本远多于工业资本，后者又以轻工业资本为主。抗战后因战时需要，重庆的工业结构完全颠倒过来，重工业资本多于轻工业。重庆的经济结构因此变重了。

据研究近代工业史的学者统计，抗战前重庆万元以上工厂为77家，仅占全国的1.96%。到了1940年，重庆工厂数已占大后方的三分之一，远高于其他后方其他大城市，成为名副其实的最大工业中心。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大批工厂返迁，几十万人离开重庆，巅峰岁月一去不复返。但此一短暂时期，给重庆带来了深远影响。

建国后，重庆虽被撤销直辖市，但依然是副省级市。在计划经济年代，重庆在建国前已有的工业基础，助其成为“三线建设”时期的重工业城市。昔日工商业发达的外贸型城市，转身变为计划经济的工业堡垒。

这个趋势一直维持到重庆成为直辖市以后都没有发生改变，甚至因为重庆特殊的发展模式和特殊吸引力，而使产业结构越来越重。以至于直辖20年后的今天，重庆还要设法调整产业结构，改变偏重的产业结构。

具体而言，重庆一方面改造机械、冶金、化工等传统重工业为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业，另一方面发展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同时，大力发展商贸、金融和交通运输业，巩固其自古以来的传统商业优势，终于见到了一些减轻的成效。

自古以来，因商而兴的重庆，背依大西南地区，控扼长江流域上游，是一座重贸易轻制造的轻型城市。每当西南地区在国家事务中变得重要，重庆的经济结构才会逐渐变重。

在经济结构上由重变轻，并强化商贸中心地位，是重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崛起之道，也是回归城市本质，顺应区位使命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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