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以碳中和为抓手 实现人类绿色革命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中国要在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世界范围内，已有超过130个国家提出了碳中和目标，大多数国家承诺在2050或2060年完成目标。“碳中和”是人类为应对气候危机而做出的终极努力之一，如果各国能够按照各自的计划，在几十年内将碳排放归零，我们或许还有机会将全球变暖控制在1.5℃或2℃之内，将人类与地球从气候变化的深渊边缘拉回安全地带。

但是，作为仍在发展中的人口大国、煤炭大国、制造业大国，中国能够完成这一涉及全社会方方面面的大转型，在短短40年的时间内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巨大转变吗？宏大的碳中和蓝图包含哪几个主要板块，又分别应当如何推进？在这场由NSR编委、能源化学领域专家包信和院士主持的论坛中，来自多个相关领域的顶尖中国研究者齐聚一堂，共同梳理中国碳中和所面临的形势与挑战，对发电端、用能端、固碳端的发展现状与未来路径进行深度解读，尝试勾画出中国碳中和绿色革命的整体图景。

包信和：我们今天请到几位不同领域的专家，主要从能源相关的几个角度出发，一起来讨论碳达峰和碳中和这个话题。从2020年9月习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以来，国内做了许多规划，采取了许多举措。首先我们请李政老师从整体的角度，谈一谈我国提出双碳目标的背景和意义。

李政：气候变化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共识，这是一个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巨大挑战。而碳达峰、碳中和就是针对气候变化的根源，即温室气体排放，所采取的一项根本性措施。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提出了碳中和目标，而且从欧洲的绿色新政到我国的碳中和目标，都不是为了低碳而低碳，而是希望以碳中和为抓手，倒逼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完成一场“绿色工业革命”，把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由传统的依靠化石能源的路径，转向追求低碳、追求绿色的新的方向上来。“绿色革命”已经成为了世界大势，如果逆势而行，我国下一阶段的发展一定会遭遇阻碍，只有顺应这个趋势，而且应当努力引领这个趋势，我国的经济、社会才能在未来取得新的跨越式发展。由此可以看出，双碳目标是中国政府经过深思熟虑而做出的战略决策。

各国都制定了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但是各国的能源结构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所以实现碳中和的难度也不同。西方发达国家实际上已经完成了碳达峰。欧洲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达峰，因此它们有70年左右的时间去完成从达峰到中和的过程；美国也在2005年达峰，有45年的时间。但是我国还在发展之中，而且我们的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科技创新能力也还不够，因此要在短时间内实现达峰和中和，难度是比较大的。

而从国际气候谈判的角度来看，各国对造成当前问题的责任是不一样的。在历史上，发达国家排放了更多的二氧化碳。因此，在向碳中和目标前进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气候正义，不应当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在2021年的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提出了两个比较大的诉求，第一是希望将1.5℃设定为气候行动的单一目标，第二是要逐步完全淘汰（phase out）煤炭。经过各国的谈判和斗争，最后的协议决定：第一是坚持了《巴黎协定》2℃并努力实现1.5℃的目标，但也明确指出要保持1.5℃可达；第二是将“phase out”改为“phase down”，不要求逐步完全淘汰煤炭，而是逐步降低煤炭的使用量。

总之，实现碳中和、追求低碳绿色的新型社会体系，是符合人类共同利益，各国都在关注和努力的一个重要方向。

包信和：关于实现碳中和的策略和方法，有哪些我们可以借鉴的国际经验？

李政：美国有过一个“2050零碳美国”的研究，其中有一些值得借鉴的内容。这个研究描述了在不同政策、不同能源结构和电气化水平选择之下，美国未来可能出现的6种情形。由此总结出的几个主要措施，都是我们可以借鉴的。首先，终端的电气化是最主要的措施。减少用能端的能量消耗和碳排放，对于减碳至关重要。第二是要平衡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的比例。要实现零碳目标，非化石能源必然成为主体，但是为了保证电网的稳定性，也要保留一定比例的化石能源，所以二者之间的比例是一个关键问题。第三，必须配套发展碳捕获与碳封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CCS）技术，才能平衡掉化石能源使用带来的碳排放。事实上，在碳中和的场景下，CCS的固碳能力决定着我们能够使用多少化石能源。

郭正堂：各个国家的基本情况不一样，所面临的挑战也各不相同，因此有很多东西我们不能简单照搬。我认为在国外的“碳中和”经验中，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可以借鉴。一是借鉴国外先进的、普适性的技术。二是要学习欧洲等国，建立全民低碳文化。在欧洲一些国家，低碳概念深入人心，普通百姓都会有意识地选择小排量汽车，并且在日常生活中时刻注意节能和材料的循环利用，这是我们需要加强的。三要制定因地制宜的“碳中和”路径。目前，中国已经制定了一些全国性的“碳中和”路径，但是各个地区的自然条件、发展的阶段性、能源结构、产业结构都不一样，不可能按照一个模式去付诸行动，特别需要在全球和全国路径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制定每个自然或行政区的实施路径。

成会明：我认为我们提起碳中和时，似乎总是围绕着能源和资源问题，而欧洲的系统性更强，除了能源结构，也会同时考虑工业转型、建筑节能，以及交通、农业、生态环境等方方面面。这种系统性可能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包信和：我们本身是能源相关的研究者，所以可能接触到这方面的消息比较多，但是实际上中国也在关注你所提到的各个方面。不过碳中和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需要各个产业的系统性努力，我们是不是可以总结一下，有哪几个主要的方面？

何雅玲：我认为主要可以分为三个大的方面：一是产能端（包括发电）的减排，主要手段是逐步实现碳替代，一方面减煤、控油、增气，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各类可再生清洁能源；二是用能端的绿色转型，包括钢铁、建材、化工等领域的工艺流程再造，以及交通等领域的绿色化转型等；三是固碳端，要发展各种技术，做好碳的捕捉、封存和再利用，保证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另外，在产能端和用能端，都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储能技术。

产能端：绿电正当时

包信和：我国是煤炭大国，在煤炭发电领域，还有没有进一步提高效率的空间，用更少的煤、更少的碳排放来产出更多的电？

何雅玲：空间还是有的。目前我国煤电机组中先进的超临界和超超临界机组已经占到一半。主蒸汽温度在570-612℃，机组效率达到40%-45%，每千瓦时的二氧化碳排放700g-800g。未来先进的超超临界机组主蒸汽温可望达到700℃，届时，可将能量转换效率提高到50%左右，每千瓦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亦可再进一步降低到640g左右。

在发电端，整体上一定会逐渐降低化石能源的比例，向绿色清洁能源转型。与此同时，煤炭在能源体系中的角色也会逐渐发生转变，从主要的能量来源转变为一个辅助者。一方面，因为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都有间歇波动、不稳定的问题，需要化石能源在多能互补的能源体系中起到“压舱石”的作用，保证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不断增加和安全经济运行；另一方面，多能并用、化石能源与新能源相互耦合的技术正在快速发展。例如，对于现有的燃煤电厂来说，可以通过与光热发电、熔盐储热系统相耦合的技术，提供一种减少煤炭用量、并保持供应可调度电能能力的改造途径；再如可以将可再生能源与储能系统或热泵机组耦合，实现对弃风弃电的利用。总之，在燃煤行业中，各类改造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以实现煤炭在能源系统中身份的转变。

另一方面我也再次强调，在新能源、多能耦合以及用电端等许多领域，储能技术都是非常重要的技术。如果大规模、低成本的储能技术能够取得突破性进展，将为这场能源革命做出颠覆性的贡献。

包信和：谢谢何老师。在新能源领域，我们今天还请到了施正荣老师，施老师是最早在我国发展太阳能光伏产业的先行者之一，请你来讲一讲光伏领域国内和国际的发展情况。

施正荣：在过去20多年中，光伏在我国和全世界的发展都很快。我国的光伏产业从最开始的一穷二白快速发展到今天，在技术、人才、供应链等方面都已经非常健全，整个产业链中90%以上都实现了国产化。在过去15年中，我国的光伏产量一直位居世界首位。这样快速的发展，一方面得益于各国政府对可再生能源的大力支持，给与了很多政策推动；另一方面也是资本推动的结果。

可以说，光伏产业的蓬勃发展为我国实现“双碳”目标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从上网电价来看，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在政策的支持下，光伏的电价都已经具备了竞争优势。从装机规模来看，到2021年底，我国累计装机容量已经达到300 GW，全球已经突破1 TW。从现在到2030年，如果要实现各国设定的减碳目标，全球还要新增2 TW的光伏装机量，其中我国要新增0.8 TW。这都是要在今后几年内实现的，所以也有不少人提出疑问：光伏的发展能不能达到这样的速度？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一方面从技术上，光伏产业主要依赖的元素是硅，而硅是地球上第二丰富的元素，因此在原材料方面不会有太大的限制。另一方面，随着新一轮的大规模产业投资与发展，已经出现了供应链不平衡导致的涨价问题——上游多晶硅的生产建设周期要比下游电池等组件的周期长，这样的不平衡就导致从2021年开始，光伏组件涨价接近20%，而且目前还没有降价的迹象。因此，产业链不平衡是我们下一步需要想办法解决的问题。

从目前的产业发展方向来看，我认为分布式发电潜力很大。目前我国准备在西部建设大规模的集中式光伏基地，大约会有150-200 GW的容量。与此同时，分布式光伏也在快速发展，尤其是在山东、安徽、河南、河北等日照条件较好的地区，分布式的装机容量在2021年的占比已经达到了40%。很多居民都愿意把自家的房顶租出去，用于光伏发电，自身还能获得一定的收入。再比如，近几年有所谓“东数西算”的概念，一些公司要在东部建立大型的数据中心，这些数据中心需要不少的电能，而为了达到清洁能源的标准，它们就打算去西部投资建设光伏机组。但是，要把西部发出的光伏电能运送到东部，其实是一件成本很高，并且需要国家统筹建设的事情。因此我建议这些公司可以就在东部地区建设分布式的光伏发电，当地几个县的分布式光伏就足够覆盖它们的用电需求。

此外，“光伏+”也越来越成为市场发展的新亮点，包括光伏与建材、车辆、农业、城市照明等各个领域的结合。这两年尤其热门的是光伏制氢，许多公司都在大力投资，相关的技术也在快速发展，光伏制氢成本快速降低，已经得到了产业界的广泛认可。

最后我想说，从产业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在进行各类基础研究的同时，先把已有的技术快速应用起来，才能促进“双碳”目标的按期实现。比如在清洁能源领域，发电端的大规模储能目前仍然是个难题，相对来讲分布式储能要容易一些，所以发展分布式发电是我们可以马上去做，并获得成效的一个重要方向。

何雅玲：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目前相对成熟，而除此之外，光热发电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我国在光热发电领域启动比较晚，政策支持力度还不够，因此光热发电的企业还没有很好地成长起来。但是我国太阳光热储能发电核心技术已经成熟，形成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链，关键设备部件已全部国产化。而光热电站除了发电之外，也可以成为电网中的长周期、低成本、大规模的储热途径。此外，光热发电产业链长，对带动我国相关产业的发展也是一个推动。

成会明：我之前在一个报告中听到了“光伏羊、风电牛”的说法，就是说在西部光伏电场和风电场的下面，可以自然生长出牧草，用来放羊、牧牛。因此，光伏和风电站可能不仅不会破坏西部的生态环境，反而会产生一些好的影响。

包信和：是这样的，这些电场本身就需要用水来清洗设备，而这些水就促进了植被的生长。不过在光热发电的镜场下面是不能养羊的，因为羊会把光热板顶歪，角度不对，就不能聚光了。

施正荣：而且养羊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减少这些电场下面的植被量，从而避免火灾。这其实还降低了电场的维护成本。

用能端：各行各业的绿色革命

包信和：在用能端，包括建材、冶金、化工、交通等各个部门，要做到节能减排，都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我想首先一点就是可以加强对各种材料的回收再利用。比如我国对铝的回收利用率只有20%左右，而美国可以达到80%，日本甚至接近100%。因此对于废铝、废钢等各种材料的循环利用，还需要系统性的加强。除此之外，冶金、建材、化工等很多领域都在进行低碳改造。我们请谢在库老师来谈一谈在化工及其他过程工业领域，我们还有多大的减排空间？

谢在库：我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而且产业结构偏重。强大的制造业是国家发展的重要保障，但同时也带来了相当数量的碳排放。那么过程工业应当如何节能减排呢？我想一方面就是包老师刚才说的资源的循环利用，特别是在钢铁领域，以废钢为原材料的短流程炼钢，可以极大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示范。

而另一个重要的路径就是对整个工业流程进行变革和再造，这就涉及到许多领域和许多基础性的问题。在流程再造方面，目前大家谈论比较多的是氢基流程，去建立一个氢基工业体系。在石油化工、冶金、建材等领域，氢气都有很大的应用前景。在石油化工领域，我们用氢去生产油品，体现能源属性；也可以用它去生产各类化学品，体现物质属性。在冶金领域，目前炼钢的主要方法是用焦炭去还原铁矿石，在得到钢材的同时也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而现在广泛关注的“氢冶炼”是用氢做还原剂去还原铁矿石，就避免了碳排放。在建材领域，生产水泥等材料的过程中碳酸钙分解会释放出大量二氧化碳，可考虑用氢气或者其他含氢的化合物来还原这些二氧化碳，将它们转化为甲醇、汽油等有用的化合物。

所有这些领域都涉及到同一个问题，就是氢从哪里来。传统的煤气化制氢及重整制氢在成本上具有竞争力，但是在产生氢气的同时也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因此，这些过程的关键之一是解决绿氢来源问题，这就需要科技创新去推动基于可再生能源的光/电催化分解水制氢技术加快发展，实现绿氢的大规模、低成本、清洁化获取,进而打通整个氢基工业体系的流程，创造出新的工业路径和流程系统。当前，可再生能源制氢技术开发与示范正在加快推进并取得积极进展，这为氢基工业流程的突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何雅玲：在工业领域，余热利用也是一个有很大空间的节能方法，也就是将化工、钢铁、水泥等高能耗等过程中产生的废热重新收集起来，再利用到工业流程的其他步骤中去，或者用于烘干等其他领域。这其中涉及到能量的采集、储存和再利用等三个步骤。首先要想办法将余热采集起来，有的时候由于采集到的余热量不足以直接再次利用，所以还需要将它们加以储存，达到一定量之后再去利用；而且工业产生的余热往往含尘含灰、带有污染，所以在存储和再利用的过程中，还需要有防污、去污、提升热量品质等各种措施和技术，才能完成整个余热利用的流程，达到减少碳排放的目的。

包信和：交通也是用户端中一个重要部分，近年来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都在快速发展，我们请欧阳明高老师来谈一谈这方面的发展趋势。

欧阳明高：电动车和光伏产业类似，都是从2000年左右开始发展，到目前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性能上，现在的家用电动汽车在续航里程、寿命、成本、安全性等方面都已经达到了可以和燃油车竞争的水平。我国的电动车销量也开始快速增长，我们预计到2025年，我国的电动车保有量会达到3000万台，2030年达到一亿台，2040年达到三亿台，基本完成对燃油车的替代。与此相对应，我国的私家车碳排放会在2025年左右达峰，而卡车会在2030年左右达峰。

电动车领域最核心的技术就是动力电池，这个领域的创新和发展非常活跃，我国的动力电池产业也处于世界前列，产能占全球的70%。近期由于市场需求太大，出现了原材料涨价的问题，但我们分析，这应该是一次周期性的涨价，如果没有国际地区冲突等影响，会在两三年之内恢复正常水平。而且，电池不是消耗性的产业，而是一个材料循环型的产业，我们预计到2025年，电池回收也会实现规模化。

电动车的发展也在带动交通的全面电动化——电动船、电动飞机等领域也都非常活跃。而且，电动车还会促进整个新能源电力系统的发展，尤其是对储能技术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在这里我想重点讲一下“车网互动”。到2040年，当我们有3亿辆电动车的存量，以每辆车上的电池中有70度电计算，总共就会有210亿度电存储在车上，而这些车在大部分时候是停在那里的。我们计算认为，这些电动车上存储的电能，至少有一半是可以拿来调度的，也就是说，电动车可以成为重要的分布式储能单元，它不只用电，也可以反过来为电网供电，维护电网的稳定。而我们需要的储能规模是多大呢？我们预计到2030年，中国的储能总规模，包括发电侧、电网侧和用户侧的储能，需要达到18亿千瓦时[即18亿度电]左右，这个数字远小于电动车中存储的电量。因此从数字上看，以电动车为基础的分布式微网发电有能力发挥巨大的作用。

除了电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也是一种重要的新能源汽车，而且目前也进入到了成本快速下降的阶段，我国已经有几家成规模的企业，基本建立了相关的产业链。在2022北京冬奥会期间，我们团队牵头了冬奥的氢能示范项目，全部采用可再生能源制氢，用接近1000辆氢燃料电池汽车，满足了冬奥期间的用车需求。在冬奥之后，燃料电池汽车也开始在国内多个城市示范，我们估计在2025年，中国燃料电池汽车会增加到5万到10万辆之间。

而且，氢燃料电池的发展也将会成为氢能大产业发展的一个先导，为制氢、储氢、用氢的全链条积累经验。在制氢角度，按照目前的估计，中国要实现碳中和，需要氢年产量达到8000万吨以上，而且其中应该有70%-80%是由新能源绿电制得的绿氢。而氢燃料电池技术的发展可以自然地带动电解水制氢技术的发展，这是因为这两个过程实际上是互逆的反应，二者所使用的体系是完全一致的。而在用氢角度，一方面如谢在库老师所说，氢气在冶金、化工等工业领域有很大应用，是减碳的重要原料；另一方面，也可以用氢来发电，逐步取代煤电，作为更清洁的调节电站，服务于未来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体系。

总之，无论是电动汽车还是燃料电池汽车，都不仅会减少交通系统的碳排放，而且也必将推进整个电力系统和工业系统的技术进步和节能减排。

储能技术：大规模与分布式

包信和：刚才许多老师都谈到储能技术对于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新型能源体系至关重要，这方面最新的发展情况如何？

成会明：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离不开储能。因为光伏和风电都是间歇式、不稳定的，所以就需要通过各种类型的储能技术，将间歇式的能源转变成连续的能源，方便使用。而具体来看，又同时需要大规模集中式储能和小规模分布式储能。

大规模储能主要用于发电侧，与集中式发电相配合，目前占比最高的规模储能方法是蓄水储能，而电化学储能的比例在快速增长。要将电化学储能更多地应用于规模储能，一个重要的方向是要充分利用地球上资源比较丰富的元素，而不是像锂这样较为稀少的元素。比如，钠离子电池、锌离子电池等就有可能在规模储能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而分布式储能，我认为应当与刚才施正荣老师提到的分布式发电结合起来。分布式储能最主要的方式应该是电化学储能，其中也包括欧阳明高老师提到的电动车储能，即车网互动；此外也需要发展相变材料储能等其他无锂储能方法。

固碳端：兜底碳中和？

包信和：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大问题，来谈一谈固碳端。因为无论我们怎样减排，最后还是要使用一定量的化石能源，还是会有一些碳排放，这时候就需要用各种CCS和CCUS（Carbon Capture，Utilization and Storage；碳捕获、利用与封存）技术，把这些碳固定下来，才能实现碳中和。但是关于这些技术，它们的技术本身是否成熟、成本有多大、固碳量最终能达到多少，似乎都还有很多争议。我们请郭正堂老师来谈一谈碳汇方面的问题。

郭正堂：根据一些研究的估算，不管我们采取什么样的减排措施，到2060年，都还会有20-30亿吨的二氧化碳，需要依赖减排以外的措施来加以解决。大家普遍认为应该利用生态系统固碳以及CCUS技术去应对这个问题。

关于生态系统碳汇，目前大家关注比较多的是陆地生态系统的碳汇。按照我国目前的估算，大概每年可以通过生态工程和生态优化吸收10亿吨左右的二氧化碳。但是考虑到陆地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将逐渐趋于饱和，将来它到底能发挥多大作用目前还不好说。因此我们认为，应该把生态工程等方面的固碳增汇视作“碳中和”窗口期的一种低成本措施，为进一步减排赢得时间。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通过生态工程固碳增汇要在合适的时间去实施——如果开展太早，使陆地生态碳汇过早达到饱和，那么到接近2060年的时候，它就无法为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保障了。

在生态碳汇中，海洋碳汇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因为海洋是地球上最大的碳库。海洋碳储量发生一点点波动，都可以使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发生大幅度的上升或者下降。但是目前国际社会还很少提及对海洋碳汇的调控，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系统非常复杂、难以把控。目前我们还不太清楚对海洋碳汇进行人为干预后可能会带来怎样的生态后果，所以还不敢贸然进行大规模的尝试。但是鉴于海洋碳汇的重要性，仍然要开展持续深入的前瞻性研究，尝试寻找可能的海洋工程增汇方法，比如对海洋微生物进行干预等。另一方面，对于已经受人类影响比较大的近海海域，我们也需要加强相关研究，保护并恢复其碳汇能力。

在生态系统碳汇之外，国际上也提出发展碳捕获、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在我国，目前关注比较多、可行性较高的技术是利用二氧化碳去驱油驱气，就是将二氧化碳打入油气矿井中，将油、气“挤出来”的同时，实现二氧化碳的地下封存。近年来，国际上也提出了一些其他潜在固碳途径，比如对湿地泥炭、硅酸盐化学风化、河口碳酸盐沉淀、干旱区盆地碳汇、岩溶区碳汇等的人为干预。一些研究显示出，这些碳汇可能有非常巨大的碳封存潜力。比如，可以对地球上大量存在的超基性岩进行碳矿化，使得二氧化碳与这些岩石发生化学反应，生成稳定的碳酸钙，几乎永久地固定封存起来。总之，只要是自然界中存在的可以固定二氧化碳的途径，我们都可以尝试进行人为干预或人为加速。整体看来，相关的研究和尝试才刚刚起步，国际上非常重视。我国的相关研究还很少。

另外一个重要的、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减排增汇以后碳库的稳定性，本质上是气候变化与碳循环如何互馈这样一个基础科学问题。因为地球的碳循环是处于动态平衡之中的，如同化学实验中的缓冲溶液一样。如果我们人为地大量减少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陆地和海洋的生态系统碳汇功能可能就会下降，随之可能会释放出很多碳到大气中，让我们的减碳工作大打折扣。有研究者做过计算，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下降的量可能最终只有20%左右的人为移除的二氧化碳量，剩余的二氧化碳都会被生态系统释放量所抵消。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们需要加强如何实现长久稳定的生态固碳研究，也应该非常重视更稳定的CCUS方法、各种新的碳汇科学原理与技术研究，包括我刚才提到的各种地质碳汇。

包信和：谢谢郭老师的介绍，看起来在碳汇和固碳方法方面，我们还需要很多的研究，其中有些方法涉及到化学，可能也需要化学家等其他学科研究者的参与。

最后我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各位专家从各自的领域出发，围绕碳中和的议题做了很全面的介绍。我们谈到碳中和目标将会带动一场社会经济的全面绿色革命。我们谈到在发电产能侧，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光伏、风电等可再生生源，一方面也要提升煤炭的利用效率；在用能侧，要发展资源的循环利用体系，要加强余热利用，要发展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同时也要利用氢气等方式，对各类过程工业进行创新和改造；在储能技术方面，我们建议可以利用电动车等开展分布式储能，同时也呼吁要继续发展钠离子电池等集中式的电化学储能方法；在固碳方面，还需要对多种CCS技术进行探索和研究。总之，我们需要调动全社会和各行各业的力量，共同为节能减碳、实现碳中和目标、维护地球的生态安全做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