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转型金融，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风险挑战

碳中和议题正在博鳌论坛上热烈讨论中。近年来，气候变化相关风险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日益显著。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风险挑战，已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碳中和战略，并实施了一系列碳减排措施。实践表明，碳中和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绿色低碳转型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需要发挥包括金融在内的多种力量。目前，金融支持碳达峰、碳中和措施主要体现为绿色金融，并包含了目标、工具、标准等一系列内容。不过，在现有绿色金融体系下，许多高碳行业并未被纳入其中，资源配置存在着供需矛盾，加大了低碳转型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亟需研究提出新的支持框架，与绿色金融互补，共同推动经济社会转型。

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转型。顺利实现这一转型的关键，是摆布好短期与长期、转型与稳定、增长与风险的动态过程。目前，绿色低碳转型已成为各方共识，人们关注的焦点也已从“要不要转型”逐步转向了“应以什么样的节奏”转型和“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转型。在推动绿色转型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倾向性的认识，即认为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就是要尽可能少地使用高碳资源（如煤炭、火电），而尽可能多地采用低碳或零碳产品或技术（如风电、绿氢），尽快推动绿色转型。上述认识体现在金融部门身上，就是尽可能减少对高碳行业企业的资源配置，而将信贷资源尽可能多地向“绿色”项目倾斜，甚至不是绿色项目就不给予贷款。上述认识合乎情理，不过一旦形成一致性预期，可能使得金融部门和投资者对搁浅（棕色）资产或潜在搁浅资产热情下降，高碳项目的融资渠道越来越受到限制。由此可能导致的结果是，减排节奏上往往倾向于“运动式”，资源配置上往往尽可能压缩高碳行业（如煤电）的信贷支持，不仅会加剧经济的无序波动，加大经济下行的压力，还可能放大金融风险的传染。

发达经济体的实践表明，从高碳向低碳转型，是一个长期的曲折过程。在此过程中，经济发展是个有约束的多目标问题。许多高碳行业（如我国，电力、工业、交通运输碳排放占比分别为51%、28%、9.9%左右）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短期内不会退出，而是会在较长时期内持续发挥作用。然而，在目前的绿色金融体系下，依据绿色标准和金融机构风控要求，许多高碳项目并不属于绿色金融所支持的范畴，很大程度上也会被金融部门排除在信贷支持之外。由于绿色产能对高碳产能的替代不会在一夜间实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的高碳项目在向“低碳”“零碳”转型过程中仍需持续的资金投入，否则很容易转弱乃至萧条，拖累经济下行。正是考虑到“转型”并不必然意味着当前的活动或项目是绿色或低碳的，而是一个高碳活动随着时间推移向绿色低碳转变的动态过程，加之绿色金融已形成了相对成型的“范式”（目标、工具、标准等），从而就需要在绿色金融体系之外，寻找更为多元的金融工具，支持转型活动，形成对现有体系的增量补充，这就是转型金融呼之欲出的逻辑。

笔者认为，转型金融的提出，体现了一定的均衡思想，其意义在于大大拓展了金融业对环境和气候友好型项目的支持力度，转型金融所支持的“活动”未必是绿色的，但符合转型要求，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降低碳排放，减缓气候变化。目前，转型金融在全球范围内仍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一个被广泛认可的定义、标准和框架。从现有的研究看，转型金融主要是指金融支持高碳、高耗能、高污染项目和活动向低碳、清洁和能效提升动态转变的过程，既包括长期活动，也包括临时活动。概念上，转型金融注重低碳的“过程”导向，绿色金融注重低碳的“结果”导向，二者所涵盖的范围有所不同、对象有所差别，但目标（碳中和）一致，并且均要考虑气候变化转型风险的影响。实践中，需要将两者结合起来，解决金融资源配置的供需缺口，共同推动绿色低碳转型。

从转型金融提出的逻辑来看，其本身蕴含着两方面的基本要求。一个是，支持包括高碳行业在内的转型活动，保证一定增速的经济增长，减少碳排放不是减少生产力，也不是降低增长速度。另一个是，防范转型活动过程中的经济金融风险（主要是转型风险），尤其要防止在不具备绿色技术的情况下人为打乱正常的供求秩序，保证市场主体沿着最优路径有序转型。从近年来的实践看，由于转型风险所具有的系统性冲击和结构性影响，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影响金融稳定，故而逐渐成为宏观审慎所关注的内容。

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认识。一方面，转型风险通过多种方式放大了风险冲击。目前，根据气候变化影响金融体系的传导路径，可以将气候变化相关风险划分为物理风险、转型风险和责任风险，其中转型风险因其自身所具有的较大不确定性，成为各方研究和关注的重点。从驱动因素看，转型风险主要来自向低碳转型引起的社会变化，包括政策、技术以及观念三个方面。从作用机制看，转型风险通过多种方式放大冲击，加大金融风险传染。如，在金融加速器和抵押品约束机制下，金融市场具有自我强化、自我实现、自我循环的特点，市场信号可能放大转型风险的严重程度，并形成气候“明斯基时刻”。另一方面，转型风险对金融稳定的影响也日益显著。转型风险与金融体系的相互作用较为复杂，呈现出“长期性、结构性、全局性”特征，符合典型的肥尾分布，并可能导致“绿天鹅”事件进而触发系统性风险，导致金融不稳定。时间维度上，向绿色转型是个长期过程，但若短期内市场对绿色的偏好显著上升，对棕色的偏好快速下降，市场行为的一致性“顺周期”积累可能会放大气候风险的严重程度，使得对单个机构的冲击演变为系统性风险。空间维度上，金融机构传统路径下的经营模式和投资行为受转型风险影响较大，风险的跨机构、跨部门、跨市场传染上升，不仅自身稳健运行受到影响，还会冲击金融体系的稳健性。此外，转型风险还可能促使市场对高碳资产重新定价，推动资产价值贬值，加剧债务积累和债务负担，触发气候变化的“明斯基时刻”。

目前，从金融部门来看，各国应对气候变化转型风险的探索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将转型风险纳入中央银行政策框架，从金融稳定和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高度加以审视。目前，已有约四分之三的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成员正考虑或计划将转型风险纳入金融稳定性监测。其二，加强转型风险监测评估。其三，开展转型风险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英格兰银行和荷兰央行走在实践的前列。其四，加强转型风险相关信息披露。目前针对金融机构气候和环境信息披露的规范和制度日趋严格，监管部门通过明确的法律、指引等引导规范机构气候信息披露，逐渐从“鼓励性披露”转向“不披露即解释”和“强制性披露”。其五，推动金融机构加强转型风险监测评估。从实践看，主要体现在提供评估方法、推动评估实践、完善评估框架等方面。其六，将转型风险纳入中央银行及金融监管框架。主要是，在巴塞尔监管框架下，通过调整绿色资产风险权重、差别化准备金要求、贷款限额、流动性要求等审慎工具支持绿色信贷发展，减缓转型风险，同时尝试将转型风险纳入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分析。

总之，目前转型风险应对取得积极进展，形成了一定的经验，可概括为“四个注重”，即注重推动形成应对转型风险的共识，注重转型风险应对的协同和配合，注重从中央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高度应对转型风险，注重逐步将转型风险纳入宏观审慎和金融监管框架。

“30碳达峰·60碳中和”目标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和遵循。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碳减排不是唯一目标，经济发展和就业保障同样重要。一直以来，金融在支持绿色低碳发展方面发挥着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和市场定价的功能。当前，面对气候转型风险挑战，需借鉴国际经验，加强宏观审慎管理。目前，值得探讨和研究的方向：如，可考虑完善转型风险应对的治理机制，货币政策着眼于撬动绿色资金资源，引导金融机构加大绿色转型支持，防范转型风险；宏观审慎政策立足于防范无序转型引发的金融不稳定，通过加强逆周期调节和前瞻性风险评估，引导金融机构有序转型；金融监管通过设置有针对性的监管标准、达标要求和奖惩指引，督促金融机构有序转型。又如，可考虑完善宏观审慎政策协调机制，重点就转型风险战略、问题及政策评估等加强沟通，提高转型风险应对能力。再如，可考虑将转型风险纳入宏观审慎监测体系，开展气候变化风险宏观审慎压力测试和评估，重点关注转型风险对金融体系和金融稳定的影响。还如，可考虑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中，逐步引入气候信息披露要求，将信息披露纳入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框架，设定透明度预期，引导大型机构率先公开气候信息。此外，还可考虑将转型风险纳入商业银行资本监管框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