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碳中和系列：气候政治如何外溢至经济领域

研究结论

气候问题长期以来离不开发展权及发展模式之争(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这一点除了在联合国气候峰会这样的多边气候谈判机制上有所体现之外，2021 年欧美还试图将气候政策和贸易政策结合，构建以碳为核心的国际贸易准则，保证其在气候领域的发言权以及相应的产业竞争力。后续欧美将会如何组建“气候俱乐部”？我国“十四五”期间在气候方面能够达到什么程度？气候政治将如何外溢到经济领域？本文主要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碳排放成本的测度是欧美达成气候合作的主要技术难点，双方正在就这一问题寻求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水平、减排技术等方面的差异，发达国家将气候问题扩大到贸易领域能够提升其制造业优势，但是包括美国在内的相当数量的国家是没有成熟的全国性碳市场的，导致欧盟在推广以碳成本为核心的碳边境调节机制时频频受阻。不过从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的发言和欧盟CBAM 修正案的内容来看，欧美双方正在就这一问题寻求“共识”。

在碳排放方面，当下中国与海外一些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在于能耗强度和碳排强度。与德国、美国相比，我国有以下特征：(1)碳排放总量高，但人均不高，2019 年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仅为德国的96%，美国的52.1%；(2)清洁能源占比较高，投资力度大，当前中国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和清洁能源占发电量的比重均大于美国但小于德国；(3)能耗强度和工业碳排放强度的差距要大于能源结构，可能与节能减排技术差距以及工业结构有关。

目前中美、中欧之间在气候问题上的共识大于分歧，但是，当前国际气候合作依然存在不少“暗礁”，考虑到欧美之间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仍有分歧，美国气候政策的摇摆不定，以及中欧之间能否通过协商制定更有利的碳价规则等等，我们很难准确预测未来以碳为核心的贸易规则框架，不过我们认为目前气候政治很可能通过如下途径外溢到经济领域：(1)如我们在《从欧洲到中国：全球开启能源安全时代》所论述，CBAM(欧洲碳边境调节机制)短期影响较小，但长期对我国减排技术和工业升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我国的优势在于较大规模的可再生能源投资，而要真正实现对“碳价”机制的“免疫”、保持我国的制造业竞争力，就意味着“十四五”

乃至后续时期都需要加大技改投入，追赶减排方面的差距；(2)发展中国家短期内稳增长、保民生需要稳定煤炭等化石能源供应，而欧美对化石能源的态度更为强硬，这一差别叠加部分发达国家“去中国化”的倾向，未来需要提防欧美组成的“气候俱乐部”以气候变化的名义(如指责中国制造业使用高碳排放的能源获得不公平的优势)对中国的制造业出口设置障碍；(3)中国可能无法得到发展中国家相应的待遇，存在不仅得不到资金和技术支持，反而还要承担出资义务的风险；(4)境外投资的高碳排放项目可能会面临争议。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高碳排制造业和能源(含水泥、化肥、钢铁、铝等CBAM 覆盖的商品以及分歧较大的核电)投资依然有较高的需求，且中国的相关技术更加先进，短期内这些项目投资的占比降幅有限。展望后续，一方面发达国家可能会以气候为由妨碍境外投资，具体影响可以一定程度上借鉴美国以地缘政治为由对“北溪二号”的阻挠(特朗普执政时期签署法案对参与“北溪-2”项目的企业实施制裁)，另一方面这些投资可能会引发国际社会减排方面的争议，影响中国在国际碳价规则谈判中的话语权。

风险提示：(1)美国防疫政策逐步走向宽松，存在全球产业链修复，美国以气候名义加快“去中国化”进程的风险。同时，疫情与俄乌冲突发生之后，各个国家对本土供应链自主可控的重视程度都在提升，未来贸易环境存在进一步变差的风险；(2)美国两党执政的特点导致其气候政策摇摆不定，拖累欧美“气候俱乐部”建设进程。

文章来源：东方证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