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生：绿色转型最根本是建立新商业模式

人类社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可持续发展危机，走出危机不能只靠道德召唤，最根本的是要建立起新的商业模式，让可持续发展成为商业上可行的盈利行为。

11月3日，21世纪经济报道主办的“碳中和主题论坛：‘双碳’目标下的绿色转型发展”，邀请专家学者、企业代表、金融机构等共聚一堂，探讨如何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企业如何进行绿色转型发展，以及金融如何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在本次论坛中，中国社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张永生表示，“目前正在英国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以及不久前在昆明召开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意味着人类社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可持续发展危机。走出危机不能只靠道德召唤，最根本的是要建立起新的商业模式，让可持续发展成为商业上可行的盈利行为。”

但是，商业模式既是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也是造成过去不可持续危机的原因。全球不可持续危机的根源，在于传统工业时代建立起来的发展模式。过去不可持续的经济活动，大部分都是以企业为主体在进行。

球范围的碳中和共识与行动，标志着发展范式的根本转变。但是，现有的商业模式更多的是传统工业时代的产物，无论是商业的内容还是组织形式，都面临着深刻转型。

“碳中和意味着，整个经济大厦会出现颠覆性变化，很多产业会推倒重来。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也带来大量新的商业机遇。”他认为，认识和抓住这个机遇，亟需建立新的商业思维和商业模式。

以汽车产业为例，按照传统路径，中国汽车产业很难赶超具有上百年技术积淀的发达国家，但现在智能电动汽车就提供了一条完全不同的技术路径，中国迎来了一次换道超车的历史机遇。新兴绿色产业，就成为中国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

“ 双碳”目标下商业模式如何转型

“双碳”目标下，商业模式应该如何转型？张永生分别从四方面进行分析。

一是企业创造价值的方向发生改变。传统工业时代的发展模式是以物质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为中心，更多的是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这种模式依赖大量的物质资源投入，不可避免地带来生态环境资源等危机。

绿色发展则意味着，企业创造的价值，不再过于依靠物质财富的扩张，更多的是转向包括服务、知识、体验、个性、文化、环境等在内的无形价值，以最大限度地同物质资源的消耗脱钩。同样或更少的物质资源投入，可以产生更高的价值。

二是实现价值的方式发生改变。当企业创造的价值内容或产品发生改变时，对应的资源概念也就发生改变，而这种资源由于其技术性质不同，就需要用新的组织形式去实现价值。

标准的企业理论更多是在传统工业化生产内容下考虑企业的组织形式，不太考虑生产内容变化对企业组织的含义。

比如，生产传统的燃油汽车，可能更多只是需要考虑哪些零部件的生产放在企业的边界之内由自己生产，哪些从外部采购。其商业模式也很简单，就是靠卖汽车赚钱，多买就多赚。

但是，如果生产智能电动汽车，则汽车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更是一个新的体验性产品。它可能卖的是事后的增值服务，而主要不是靠卖汽车本身来盈利。这个时候，商业模式就会发生实质性变化。它甚至可以以低于造车成本的价格卖车，然后从售后的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增值服务中获利。

三是市场结构发生改变。传统工业时代的特征，就是以流水线的方式生产同质化产品，在非人格化的市场中售卖。也就是说，市场只关心产品的物理品质和价格，不关心买者和卖者是何人。只要产品卖得出去，卖者不关心买者是何人。由于产品主要是满足物理功用，只要产品的物理品质和价格合适，买者也不关心生产者的个性和品德如何。

这种工业产品流水线生产和非人格的市场结构，大大促进了工业化进程，但却将产品本来可以包含的大量无形价值过滤掉了。

随着工业4.0到来，以及创造价值的方向发生改变，企业可能会在一个更加人格化的市场中创造和实现价值。目前广为兴起的个性化生产、个性化订制、体验式服务，就是人格化市场的回归。这时候，产品和服务就不再只是满足物理功用，也不再是一种流水线的同质化产品。

四是企业治理结构发生改变。在传统工业时代，企业更多的只在乎股东利益最大化，不太考虑企业活动对社会和环境的外部影响。

在绿色发展条件下，企业必须在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条件下，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因此，企业的治理结构就从过去简单的股东利益最大化，转向利益相关者约束条件下的股东利益最大化。这样的话，企业的行为模式和社会环境后果，就会发生深刻转变。

企业需要重新思考其社会责任

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众福祉，GDP只是手段。但是，各国在传统工业时代建立的发展模式，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发展目的与手段的本末倒置。

“商业的成功不等同于社会福祉。”张永生分析，由于传统工业化模式的内在局限，过去标准意义上的市场经济难以自发实现社会福祉最大化及可持续发展。

相当部分所谓的现代经济活动，本质上是凯恩斯意义上通过“挖沟填沟”产生GDP的活动。中国的发展战略正在发生深刻转变，从过去GDP导向的发展，回归到人民福祉为中心的发展。这意味着，需要对传统工业时代建立的市场职能和政府职能进行重新定义。

如何重新定义？他表示，尤其要避免两种倾向，即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政府不当干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以及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定，就为重新定义市场和政府职能提供了遵循。

在绿色发展条件下，这种市场和政府职能新定义的具体内涵和边界在哪里，现在还无法具体确定，需要一个市场和政府相互磨合与不断试错的过程。

张永生表示，企业可能要转变思维，不再像过去那样只看短期的商业盈利或现有政策规制，而是必须将社会、环境、文化等公共因素考虑在内。

如果只考虑短期的盈利，今后就会遇到很大的政策和市场的不确定性，因为企业现在的盈利可能是靠牺牲社会福祉来获得的。比如，如果一家企业在现有环境规制下可以合法地获得大量盈利，不意味着未来也可以，因为环境规制会越来越严格。

中国民众观念的深刻变化，亟需新的商业模式跟进

张永生介绍，他的课题组进行的大规模网络调查显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模式。相应地，商业模式也亟需转变。但是，很多人似乎对目前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这种深刻变化浑然不觉。

他举例说，人们对环境与发展之间关系的认知和选择正发生深刻变化。调查显示，在认知方面，55%的受调查人认为，环境和发展可以做到相互促进，保护环境会带来新的机遇；只有10%的人认为经济发展必须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在选择方面，只有不到4%的人愿意选择以环境明显恶化为代价，得到收入的明显提高。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定义，也在发生深刻改变。虽然收入非常重要，但在调查中，只有20%的人将“收入越高越好”列入“什么是美好生活”前五位最重要的选项，而该选项最终只排名第八，而排在最前列的则是包括基本的物质需求、社会保障、社会关系等因素。

与此同时，人们的消费行为、就业观念，也在发生深刻改变。其中，在品质相同的产品中，90%的人会选择环境友好企业的产品；90%的人在就业时，愿意选择即使收入更低但环境友好和企业文化更好的企业。人们在选择就业地点时，更多的是考虑家庭等非市场化因素，收入只排在第六重要。这些改变，亟需新的商业模式跟进。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