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系统性变革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系统性变革

对话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明确提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以来，关于“双碳”目标的“时间表”与“路线图”就一直备受关注。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为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国将陆续发布重点领域和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和一系列支撑保障措施，构建起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在发展中不断细化的“双碳”目标，将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哪些影响？

实现“双碳”目标涉及领域极广、影响面极深，与西方发达经济体相比，我们需要作出的变革更为剧烈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如何理解“系统性变革”这一判断？

刘俏：首先我们来看“双碳”目标两个数字“30、60”中的“30”——2030年达峰，峰值约为108亿吨。这108亿吨净排放量是怎么来的？

2020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气候雄心峰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这种情况下从2005年的能耗倒推出2030年的能耗，同时预测一下到2030年GDP的大概增速，基本上就得出了108亿吨。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我们从108亿吨降到0、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只有30年。而美国从61亿吨降到0预计用43年时间(2007年达峰，目标2050年碳中和)，欧盟从45亿吨到0，中间有60年时间。

换句话说，中国要完成这个使命，所经历的变革，不管是技术变革还是经济社会变革，肯定是最剧烈的。从这个角度讲挑战非常艰巨。很多人将其看成一个技术问题，这是一个认知误区。碳中和不仅仅是技术变化，也不只是生产和消费方式的变革，它的涉及面非常广，影响非常深远，需要作出的变革非常剧烈，会涉及制度层面、政策层面、金融市场、金融体系层面。

举例来说，有人说把能源全部变成非化石能源，比如全中国都用水力、风力、太阳能发电，把高排碳行业的火力发电产能降下来，但是这背后涉及的是经济均衡问题。又如，我们国家存在着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比如在内蒙古减排跟在江浙地区减排，同样的成本，内蒙古的压力会很大，因为主要产业结构、就业来源是跟火力发电、煤炭相关联的。

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采用什么样的路径，制定什么样的技术和产业政策，以及要用什么样的碳分配交易设计？总而言之，碳排放权本身是一个稀缺资源，但怎么去配置这个稀缺资源，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应该说刚刚开始。

需要注意的是，碳中和并不是只涉及二氧化碳排放占比高的行业。大家会认为以二氧化碳排放最大的八个行业作为出发点，比如电力占中国二氧化碳排放44%，把这44%解决了，碳减排目标就大大逼近终点。但是有一个逻辑，现代国民经济体系下，任何行业之间都是通过投入产出关系互为上下游，一个行业会通过传递效应把影响传递给别的行业，最后影响到整个经济总体。毕竟现在中国有1.45亿个微观经济单元，构成了非常复杂的生产网络，不能局限地把某一个行业看成孤岛。从这个角度讲，我有一个简单判断，减排、碳中和，不能只盯着火电行业，应该考虑谁是真正的节点行业。

而我们把视线从生产端转到需求端，有大量研究表明，真正家庭的消费占到整个二氧化碳排放的65%以上，出行、住宅能源使用和食品构成了家庭二氧化碳排放的关键来源。所以在中国要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必须采取从生产端、需求端同时下手的综合性方式。这意味着未来这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可能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围绕着碳排放可能会出现一个技术范式的彻底变革，或者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用经济学语言讲，就相当于是生产函数和消费者效用函数会完全变化。

过去，我们大部分关于经济学、管理学的认知都是基于工业文明时代的。现在进入一个新的生产函数、消费者效用函数时代，我们未来不能把它仅仅看成是约束条件，而是应看作推动社会进步和推动文明形态更替的根本力量。

记者：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绝不仅是出于节能环保考虑，我们应当如何认识实现“双碳”目标的战略意义？

刘俏：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的时间表，即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强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要求“落实2030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锚定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

“双碳”目标提出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它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

第一，对我国长期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我国经济以更加可持续、对社会和环境更加友好的方式实现长期、稳健增长，从而兼顾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

第二，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和增长动能将发生巨大变化，同时有助于克服能源进口依赖。

第三，作出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承诺，体现了我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

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也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和增长动能发生巨大变化的过程

记者：您刚刚提到，实现“双碳”目标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和增长动能将发生巨大变化，如何理解？

刘俏：再工业化，新基建，大国工业，更彻底的改革、开放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以及碳中和，这五个要素合在一起，将成为未来我国经济重要的发展动能。

前四点很好理解，我们逐一来看。

第一，中国经济的“再工业化”，也就是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驱动产业的变革，可以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空间。

第二，新基建——“再工业化”所需的基础设施，即围绕产业变革、产业互联网所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如5G基站、云计算设备等。

第三，大国工业。我们已建成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门类，占到全球总制造业的29%左右，未来中国仍会保持比较大的制造业规模。

第四，更彻底的改革开放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除科学技术外，制度改革和进一步的对外开放能形成一个庞大的制度红利空间，这是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保持一定增速最重要的源泉。

除了上述四大动能之外，碳中和可能是又一个极为重要的动能。碳中和巨大的投资量，也决定了它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穿透力。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在2021年发布的年度报告中强调，为了符合《巴黎气候协定》规定，全球需要在2050年左右达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2019年全球二氧化碳净排放大约为340亿吨)，按IRENA测算结果可得出，2021-2050年内全球的总投资规模至少须约达131万亿美元之巨。

我国目前碳排放规模大约为100亿吨，占全球比例约为30%，若IRENA测算正确，那么我国实现碳中和需要投资规模达255万亿人民币；其他的估测也都在百万亿级别。如果到2060年中国要投255万亿人民币，每一年的投入基本占到GDP的3%。这不仅意味着技术的巨大变革，其对整个中国产业结构、经济社会的冲击会比我们想象的要剧烈得多，或将成为工业革命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变革。

2021年正好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第20年，过去20年我们实施对外开放，加速了全球价值链的整个大循环体系的形成和运转，未来30年、40年、50年，发展故事往哪里走？

也许，新基建是一个故事，数字化转型是一个故事，碳中和也将是一个极为宏大的故事。这个故事本身，能支撑未来很长时间经济社会发展大的底层逻辑。而将这个故事放在更长的时间维度，就可能上升到了界定文明形态的高度。

实现“双碳”目标的路径如何勾勒，不仅仅是靠政府、靠顶层设计，最终落地实现靠的是市场的微观主体

记者：根据您的观察，在“双碳”目标下，中国经济转型模式和路径在哪里？

刘俏：9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需要付出艰苦努力，但我们会全力以赴。”

如期实现碳中和目标，机遇与挑战并存。从制度层面看，涉及国家层面的治理变革；从政策层面看，需要围绕碳中和设计财税体系、投融资体系等；从技术层面看，对低碳技术、零碳技术、负碳技术等技术创新的需求会越来越大；从产业层面看，碳中和会带来企业商业理念的变化，重新塑造企业治理、战略、投资决策、内部管理、工艺流程等内容。

第一，要找碳节点行业。各个行业之间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市场交易互为上下游的，这就构成了一个千丝万缕的网络。通过对这个网络进行分析，可以找到所谓的“节点行业”，这些行业本身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里处于关键位置，跟众多的其他行业发生关系。这些行业的产业政策变化、技术变革，对整个碳减排会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现在在思考未来如何更好推进碳中和的时候，可能第一步就是要全面理解、掌握我们的国民经济体系里哪些行业是碳节点行业，针对这些节点行业制定产业政策，做技术变革，它的影响会通过网络传递出去，形成一个倍数效应。

第二，改变行为方式非常重要。实现碳中和不仅是宏观问题，也是微观问题，尤其需要研究如何把企业和个人纳入碳中和的过程。好的激励机制可使企业、个人及地方政府有动力有意愿作出与碳中和目标一致的行为调整。比如，可以用碳汇和碳金融的方式，引导债券发行、股权融资向着有利于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方向作出配置。但市场机制如何设计、税率如何设定，这些问题都将是新的挑战。又如，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Allcott做了一个试验，每个月住户会收到电力公司寄的帐单，假如在账单里嵌入一些额外的信息：小区平均每户用电量是多少，最相似的邻居用了多少度电。这两个信息加入进去之后，这种社会比较会导致人类行为方式发生变化，个人会把自己的行为跟公众行为做比较，随后有意识地减低对电的使用。基本上家庭用电量能降2%，相当于把电价提高了百分之十几带来的效果。未来如何激发微观主体的参与积极性、践行低碳生活方式，以何种机制鼓励商业模式创新以促进碳减排，都是需要我们来思考回答的。

第三，建立有效的碳价发现机制。碳价格的发现机制背后是很重要的蓝海，有区域性、差异性的碳价，才能真实反映二氧化碳的排放权，以及其对经济生产活动的影响。

“双碳”目标确实会带来很大的机遇，但是背后的路径如何勾勒，不仅仅是靠政府、靠顶层设计，最终落地实现靠的是市场的微观主体们。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之一就在于用了四十多年时间催生出1.45亿个微观经济单位，这些微观主体通过市场交易，将各个行业连接起来，形成国民经济体系内的生产网络。这样国家的产业改革以及行业的技术变革通过生产网络溢出到别的行业，产生乘数效应，这是中国模式成功的重要原因。

本报记者 郝思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