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十年|刘俏：有序增加碳市场金融产品种类，形成有效的碳价格

“过去十年，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以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出为节点，目标提出后，我国逐渐搭建起相对全方位的绿色金融生态体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近日接受新京报贝壳财经采访时说道。

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

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务碳中和目标？刘俏认为，一方面是提供资金，另一方面要发挥价格发现的能力。他建议适当有序地增加碳交易市场的金融产品种类，因为金融产品在交易过程中会反映出碳排放真实成本，有利于形成有效的碳价格，用来指导碳排放。

今年席卷全球的能源危机和极端高温，让人们进一步关注到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给金融体系带来的风险挑战。刘俏表示，双碳目标提出后，碳排放风险(因子)已被纳入上市公司的估值中，这表示绿色理念反映到投资者的投资逻辑中。对企业而言，不要认为这只是一时的事，建议在当前时点做出碳中和规划；在未来发展过程中，要从产业链、供应链角度考虑怎么能够有序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并且要采取一些具体的举措。

我国逐渐搭建起相对全方位的绿色金融生态体系

新京报贝壳财经：党的十八大以来，为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我国相继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绿色金融政策、标准，不断完善顶层设计。十年来，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经历了怎样一个过程，在支持我国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了哪些作用？

刘俏：十八大以来，我们的发展模式从过往单纯的投资拉动增长，逐渐朝着高质量发展转变，这也是新发展理念的体现。在新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引领下，绿色低碳发展在顶层设计方面提出了要求，金融体系也配合着我国经济发展动能的转变发展。

过去的十年可分为两个阶段，时间节点是2020年9月我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目标提出前，绿色金融体系主要是相对简单的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金融产品，存量规模已居世界前列；目标提出后，逐渐搭建起相对全方位的绿色金融生态体系。

在此过程中，有几个例子。一是在此前地方碳交易所试点的基础上，全国碳交易系统上线，碳产品不断丰富，未来可能会逐渐引入一些强金融属性的产品。而金融市场最大的一个功能就在于价格发现，发现碳排放的价格，把碳排放的成本反映到企业的决策过程中去，这是推动企业实现节能减排最大的一个激励机制。

二是我们的一个研究发现，双碳目标提出后，碳排放风险(因子)已被纳入上市公司的估值中，碳排放程度较重的企业估值会被折价，这表示绿色理念已经反映到投资者的投资逻辑中。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开始出具自己的碳足迹报告，在ESG信息披露方面开始意识到碳风险和绿色发展的重要性，长远来讲这有利于改变企业的行为。

新京报贝壳财经：二十大报告提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如何理解“积极稳妥”？积极稳妥推进双碳目标需要一个怎样的金融生态体系？

刘俏：双碳目标是国家战略，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系统变革，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这一点。同时这是个长期的过程，过程中最大的挑战在于我们的经济要继续增长，我国如何在减排和经济稳定增长之间实现平衡，找到适合自身的碳中和路径非常重要，不能够偏废。比如能源转型要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建立在能源安全之上。

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务碳中和目标？未来还有几个重点和难点。一方面是提供资金，面对百万亿级的资金需求，绿色金融创新才刚刚开始；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前面提到的金融本身具有信息收集、资源配置、价格发现的能力，应该朝这个方向进一步努力。

要发挥金融的价格发现功能

新京报贝壳财经：全国碳交易市场上线一年多，目前只纳入了发电行业，有学者提出“碳市场扩容要循序渐进”，您怎么看？下一步如何提升交易活跃度和碳价市场化属性？

刘俏：首先要肯定的是，全国碳交易市场的推出是推进碳中和目标的一个重大举措。目前全国碳交易市场纳入了2162家电力企业，覆盖约4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价值是非常大的。

同时我们也应该理解其定位，碳交易体系的出现是希望能够用市场机制形成碳价格，并且把“减排成本”的信号传递给企业，让企业把碳排放成本(内部化为生产成本)，纳入到自身决策、运营和管理中，进而有内生动力通过技术变革、商业模式变革等方式主动减排。

不过，当前我国碳交易体系市场活跃度不足、流动性不够、产品主体相对比较单一，价格发现的功能尚处于形成过程之中，还无法反映出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碳排放的真实成本。

下一步要从两个方向增强碳交易系统的功能。一方面要扩容，让更多行业及市场主体能够进入到碳交易市场中，市场主体甚至可以考虑纳入个人家庭，以此来提升碳交易的流动性，增加市场的厚度深度，更有利于形成有效的碳价格。更多主体加入后，绿色理念也能渗透给更多的市场参与者，长远看对减排有利。

另一个方向是要重视金融对碳中和的作用，并审慎处理。吸取过往一些行业发展中“过度金融化”的经验教训，现在我们比较克制，没有推出过多金融属性较强的衍生品，避免“搞碳中和”变成“搞金融”。同时也应看到，金融体系本身具有强大的价格发现功能，能带来很大的流动性，金融产品在交易过程中会反映出碳排放真实成本，有利于我们形成有效的碳价格，用来指导碳排放。所以也不要因噎废食，建议适当有序地增加碳交易市场的金融产品种类。

新京报贝壳财经：通过全国性碳排放配额交易体系形成的统一碳价，没有考虑到区域发展不平衡。实际中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各区域技术、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存在较大差异，在此背景下如何推进区域协同达峰？

刘俏：统一碳价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工作，短期内绿色转型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成本是不一样的。比如在内蒙古、山西等重化工产业集中度较高的地区，如果对煤电采取比较激进的措施，则会有较大冲击；而对产业结构相对多元的省份，冲击会小一点。所以在确定统一碳价的过程中，要考虑地方不同资源禀赋、行业发展不均衡等因素，这可能也会涉及到未来全国碳交易体系该怎么设计的问题。

有两个思路。一是现在全国碳市场的配额是免费发放给电力企业，但为了在配额发放过程中反映一个区域或行业的差异性，可以考虑有一定的竞价机制，把成本差异和价格差异在第一次分配环节就反映进来，这是一种可能性；另一种可能性是允许差异性存在，允许区域性交易所形成不同的价格，反映当地或一些侧重行业的碳排放成本。不管是哪种，它必须是一个有效的碳价形成机制。

“碳风险”会成为影响资本的一个重要因素

新京报贝壳财经：今夏的极端高温，让人们进一步关注到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给金融体系带来的风险挑战，这是否会影响资本的选择？怎样降低风险、提升相关投资的吸引力？

刘俏：有两方面考虑。一是今年发生的这些事情，包括极端高温、俄乌冲突等，都进一步彰显了能源转型的迫切性。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很重要的一个要素，我国部分能源的对外依存度超过70%，所以能源转型的迫切性更加显著，这是我们自己的战略选择。

同时，大家也看到它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它可能涉及到文明的更替，涉及到我们现代化发展能否顺利推进，这种情况下怎么找到一个相对有利的实施路径，这方面的研究和论证很重要。

对资本而言的话，现在已有大量研究，碳风险、绿色风险、气候变化风险等主要是通过碳排放量衡量的，投资者或资本在做投资标的估值时，已经把企业碳排放强度纳入进去，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与碳相关的风险会成为影响资本的一个重要因素。

怎么降低风险，提升相关投资的吸引力？对企业而言，建议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不要有侥幸心理，不要认为这只是一时的事情，应该在这个时间点做出自己碳中和的规划；二是企业在未来发展过程中，要从产业链、供应链角度考虑怎么能够有序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并且要采取一些具体的举措。

新京报贝壳财经：二十大报告还提出要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您曾谈到，大量研究表明，家庭消费占到整个二氧化碳排放的65%以上，要实现碳中和目标必须从生产端和需求端同时着手。当前公众认知度如何，怎样进一步提升认知度和参与度？

刘俏：从产业角度来看，政府层面已制定1+N计划，不同行业和地区根据自身特点也在做具体规划，但商业模式、生产模式或技术变革本身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消费端看，碳中和需要供给端和需求端同时发力，需求端主要就是消费这部分，怎样把家庭消费的碳排放量降下来，这可能是未来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一般家庭消费主要有几大类，交通出行、家庭用电、饮食与其他一些服务性消费等。比如以公共交通替代开私家车、少用塑料袋、垃圾回收等，都是近年倡导的一些绿色低碳行为。有很多好的行为干预、公共政策能够影响到家庭的消费碳排放，至于哪些更有效果，还需要在探索和推进过程中去观察。改变家庭消费习惯同样也是个长期过程。

新京报贝壳财经：绿色金融发展离不开人才支撑，在人才培养方面，您有哪些建议？

刘俏：很多人把碳中和理解为一个技术问题，它其实是个经济学、管理学问题。我们急需懂碳中和经济学和管理学的人才，而目前也面临着制约。一方面相关理论、课程体系开发需要跟上，例如把化石能源全部换成清洁能源不难，但这个过程会带来经济转型阵痛，不同技术路径自身成本、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对就业市场、对地区或行业增加值的影响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要评估分析哪个技术路径是最综合有效的，这就需要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另一方面，未来交叉学科的发展空间可能较大，希望国家能够重视，同时投入一些资源。

文章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