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和之美”审美观念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
来源：碳中和网
时间：2021-03-23 23: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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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之美”审美观念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
中和之美的美学追求
中国古代文学讲求“中和之美”，作为审美范畴的“中”，指内心情感的不偏不倚；“和”，是矛盾对立面和谐统一、相济相成、相反相成的外在表现的美的形态。所谓“中和之美”，就是不偏不倚的内在质，外现为一个既不过分、又非不足的矛盾对立、和谐统一的美。
1．情理中和。
《礼记.中庸》里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明确地提出“致中和”的辩证思想。这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运用到文艺领域，就形成辩证的文艺观。孔子结合他的中庸哲学思想，首先将中和辩证的文艺观引进文学鉴赏中来，运用“中和之美”的标准鉴别品评文学作品的优劣高下。孔子非常推崇《诗经》，把它同他的政治主张核心“礼”相提并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甚至说“不学诗，无以言”，“不能诗，于礼缪”。这是因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邪”与“正”相对，“无邪”即中正。在孔子看来，《诗经》中所表现的情意，能够中节、中正，既“发乎情”，“又止乎礼义”，符合“中和之美”的标准。例如《关睢》一诗，描写一个男子爱慕追求一个女子而不能如愿时的愁苦，但他并没有痛哭流涕的悲伤，只是“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所以“哀而不伤”；又写他终于想出办法来和那女子亲近，也不过是“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所以“乐而不淫”。当然，《诗经》中也有“怨刺上政”的诗，但诗“可以怨”，只要“怨而不怒，”依然符合“中和之美”的标准。对违反这标准的作品，孔子便深恶痛绝了。如他对郑声（产生于郑国的民间新乐）就没有好感，主张“放（禁绝）郑声，远佞人。郑声浮（过分），佞人殆”。就是因为郑声太过分了。
这种“中和”的美学准则，规范着整个古代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所谓“直而不野”，“夸而有节”，“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等观点，都与此一脉相承。
长期以来，以诗文为教化的文学功用论成为中国古代一个最为重要的文学观念。这也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结果，儒家提倡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的入世思想；以“仁、义、礼、智、信”为标准的道德观念；以“天、地、君、亲、师”为次序的伦理观念；以及以“允执厥中”为规范的中庸哲学。受这种统治思想的支配，中国古代文学所展示的世界，经常是一个现实的政教伦理世界，在内容上偏重于表现政治主题和伦理道德主题，国家的兴亡、君臣的遇合、民生的苦乐、战争的胜败和人生的聚散以及纲常的序乱、伦理的向背等，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主旋律，大凡作品表现这些主题、抒发情感，都忌过、求和。“乐不至淫，哀不至伤，言其和也。”朱熹也说：“淫者，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伤者，哀之过而害和者也”，要求作品中节有度。汉代淮南王刘安和司马迁都对屈原的《离骚》评价极高，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再如，苏轼的作品有时好以时事为讥诮，表情有伤于“和”，因而受到批评。黄庭坚就不客气地说：“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严羽也说：“……其末流诗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可谓不幸也。”以理节情，性理统一，才能符合“中和之美”的标准。
晚明时期“性灵”文学的兴起，“情”“理”合一的观念才发生一定的动摇，但在中国社会条件下，“不拘格套”“独抒性灵”的新认识的程度是很有限的。即使强调“情”与“理”对立的汤显祖也只是不满意于扼杀“人情”的“天理”，力图探寻合乎人情的理性。所谓“合情言性”，也就是要求理性与情感得到统一，即情理中和。
2.文质彬彬。
“中和之美”的标准具体到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上，便是文与质、美与善的和谐统一。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无论是质实无文，还是浮华无质，都不是好作品。只有质与文达到和谐统一的程度，才是上品。后世的作家和文论家都遵奉这一标准去创作、去衡量作品的成败，鉴别作品的优劣。汉代“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的虚妄文风盛行，许多作品片面追求文丽辞巧，而无真情实感。王充起而斥之：“人之有文，犹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于体。苟有文无实，是则五色之禽，毛妄生也。”要求作品文质相称。齐粱时，刘勰丰富发展了“文质彬彬”的内涵，指出：“文附质”、“质待文”的辩证关系，并进一步将“文质彬彬”的要求划为有主次的四个方面：“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此后，白居易、欧阳修、汤显祖、王夫之等都一致标举“文质彬彬”的要求。
“文质彬彬”的要求对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作用。杜甫一方面表示以《诗经》、屈原等为学习榜样，继承风骚传统，但同时又不排斥向六朝和初唐在艺术上有成就的士人学习，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转益多师，吸取各家之长。正是由于杜甫既重视诗歌言志抒情、反映现实的功能，又注意艺术形式方面的完美，所以才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贯穿古今，尔见缕格律，尽工尽善”。历代优秀的作品无不具备“文质彬彬”的美学特征。
3．美善相兼。
“中和之美”导源于人的“美善相兼”的本质，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一样，要求真善美的统一。不过，西方文学把真放在首位，侧重美与真的结合，而中国文学则把善放在首位，追求美善相兼。西方文学理论的一个主要传统便是强调摹仿说，认为文学要再现现实生活、说明生活或对生活现象下判断，所谓“美即生活”，以真为美。而在中国，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观点，则是以善为美，美从属于善。《论语.八佾》记载了孔子论乐的一段观点：“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可见他评判音乐（包括乐词）的标准不只是美，而是美善相兼，尽善尽美，这正体现了我们民族对艺术本质的概括。
美善相兼的本质，在古代文学创作中得到了深刻的反映。“我们的诗歌大多限于颂美、批评社会政治或抒写与政教伦理有关的个人怀抱，小说、戏曲作品每每喜欢表现善人与恶人所体现的道德势力的冲突，这跟西方文学不拘守人伦道德的境界，而向宗教、哲学、心理、历史等领域作多方面的开拓，显然有别。”在中国，文学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担负着“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重任。儒家的入世思想和教化观念，给文学带来了政治热情、进取精神和社会使命感，使之蒙上了一层理性主义的色彩，抑制了自我情欲的释放、自由个性的进发，虽然也可以“发乎情”，但必须“止乎礼义”。
当然，强调美善相兼，并不是说古代文学不重视写真。其实，传统文学观也有要求反映生话真实性的一面。如晋代左思认为“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南朝刘勰主张，“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不过，这种写真写实是与“美刺”的观念紧密相联的，最终还是为了扬善抑恶，起到文学的教化作用，真从属于善，与西方“为艺术而艺术”的路线是相异的。
中国古代文学讲求“中和之美”，作为审美范畴的“中”，指内心情感的不偏不倚；“和”，是矛盾对立面和谐统一、相济相成、相反相成的外在表现的美的形态。所谓“中和之美”，就是不偏不倚的内在质，外现为一个既不过分、又非不足的矛盾对立、和谐统一的美。
1．情理中和。
《礼记.中庸》里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明确地提出“致中和”的辩证思想。这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运用到文艺领域，就形成辩证的文艺观。孔子结合他的中庸哲学思想，首先将中和辩证的文艺观引进文学鉴赏中来，运用“中和之美”的标准鉴别品评文学作品的优劣高下。孔子非常推崇《诗经》，把它同他的政治主张核心“礼”相提并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甚至说“不学诗，无以言”，“不能诗，于礼缪”。这是因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邪”与“正”相对，“无邪”即中正。在孔子看来，《诗经》中所表现的情意，能够中节、中正，既“发乎情”，“又止乎礼义”，符合“中和之美”的标准。例如《关睢》一诗，描写一个男子爱慕追求一个女子而不能如愿时的愁苦，但他并没有痛哭流涕的悲伤，只是“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所以“哀而不伤”；又写他终于想出办法来和那女子亲近，也不过是“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所以“乐而不淫”。当然，《诗经》中也有“怨刺上政”的诗，但诗“可以怨”，只要“怨而不怒，”依然符合“中和之美”的标准。对违反这标准的作品，孔子便深恶痛绝了。如他对郑声（产生于郑国的民间新乐）就没有好感，主张“放（禁绝）郑声，远佞人。郑声浮（过分），佞人殆”。就是因为郑声太过分了。
这种“中和”的美学准则，规范着整个古代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所谓“直而不野”，“夸而有节”，“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等观点，都与此一脉相承。
长期以来，以诗文为教化的文学功用论成为中国古代一个最为重要的文学观念。这也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结果，儒家提倡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的入世思想；以“仁、义、礼、智、信”为标准的道德观念；以“天、地、君、亲、师”为次序的伦理观念；以及以“允执厥中”为规范的中庸哲学。受这种统治思想的支配，中国古代文学所展示的世界，经常是一个现实的政教伦理世界，在内容上偏重于表现政治主题和伦理道德主题，国家的兴亡、君臣的遇合、民生的苦乐、战争的胜败和人生的聚散以及纲常的序乱、伦理的向背等，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主旋律，大凡作品表现这些主题、抒发情感，都忌过、求和。“乐不至淫，哀不至伤，言其和也。”朱熹也说：“淫者，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伤者，哀之过而害和者也”，要求作品中节有度。汉代淮南王刘安和司马迁都对屈原的《离骚》评价极高，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再如，苏轼的作品有时好以时事为讥诮，表情有伤于“和”，因而受到批评。黄庭坚就不客气地说：“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严羽也说：“……其末流诗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可谓不幸也。”以理节情，性理统一，才能符合“中和之美”的标准。
晚明时期“性灵”文学的兴起，“情”“理”合一的观念才发生一定的动摇，但在中国社会条件下，“不拘格套”“独抒性灵”的新认识的程度是很有限的。即使强调“情”与“理”对立的汤显祖也只是不满意于扼杀“人情”的“天理”，力图探寻合乎人情的理性。所谓“合情言性”，也就是要求理性与情感得到统一，即情理中和。
2.文质彬彬。
“中和之美”的标准具体到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上，便是文与质、美与善的和谐统一。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无论是质实无文，还是浮华无质，都不是好作品。只有质与文达到和谐统一的程度，才是上品。后世的作家和文论家都遵奉这一标准去创作、去衡量作品的成败，鉴别作品的优劣。汉代“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的虚妄文风盛行，许多作品片面追求文丽辞巧，而无真情实感。王充起而斥之：“人之有文，犹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于体。苟有文无实，是则五色之禽，毛妄生也。”要求作品文质相称。齐粱时，刘勰丰富发展了“文质彬彬”的内涵，指出：“文附质”、“质待文”的辩证关系，并进一步将“文质彬彬”的要求划为有主次的四个方面：“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此后，白居易、欧阳修、汤显祖、王夫之等都一致标举“文质彬彬”的要求。
“文质彬彬”的要求对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作用。杜甫一方面表示以《诗经》、屈原等为学习榜样，继承风骚传统，但同时又不排斥向六朝和初唐在艺术上有成就的士人学习，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转益多师，吸取各家之长。正是由于杜甫既重视诗歌言志抒情、反映现实的功能，又注意艺术形式方面的完美，所以才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贯穿古今，尔见缕格律，尽工尽善”。历代优秀的作品无不具备“文质彬彬”的美学特征。
3．美善相兼。
“中和之美”导源于人的“美善相兼”的本质，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一样，要求真善美的统一。不过，西方文学把真放在首位，侧重美与真的结合，而中国文学则把善放在首位，追求美善相兼。西方文学理论的一个主要传统便是强调摹仿说，认为文学要再现现实生活、说明生活或对生活现象下判断，所谓“美即生活”，以真为美。而在中国，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观点，则是以善为美，美从属于善。《论语.八佾》记载了孔子论乐的一段观点：“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可见他评判音乐（包括乐词）的标准不只是美，而是美善相兼，尽善尽美，这正体现了我们民族对艺术本质的概括。
美善相兼的本质，在古代文学创作中得到了深刻的反映。“我们的诗歌大多限于颂美、批评社会政治或抒写与政教伦理有关的个人怀抱，小说、戏曲作品每每喜欢表现善人与恶人所体现的道德势力的冲突，这跟西方文学不拘守人伦道德的境界，而向宗教、哲学、心理、历史等领域作多方面的开拓，显然有别。”在中国，文学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担负着“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重任。儒家的入世思想和教化观念，给文学带来了政治热情、进取精神和社会使命感，使之蒙上了一层理性主义的色彩，抑制了自我情欲的释放、自由个性的进发，虽然也可以“发乎情”，但必须“止乎礼义”。
当然，强调美善相兼，并不是说古代文学不重视写真。其实，传统文学观也有要求反映生话真实性的一面。如晋代左思认为“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南朝刘勰主张，“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不过，这种写真写实是与“美刺”的观念紧密相联的，最终还是为了扬善抑恶，起到文学的教化作用，真从属于善，与西方“为艺术而艺术”的路线是相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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