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普惠赋能，让减碳成为行动自觉

　　5月15日，浙江省在“全国低碳日”活动现场宣布启动碳普惠交易市场平台建设。平台将创新多层级消纳激励机制，公众低碳行为量化后可在平台交易实现价值变现。

　　“当前‘双碳’目标背景下，为利用科技手段推动消费端减碳、带动全民减排的碳普惠机制提供了契机。”中华环保联合会碳普惠专委会执行主任陶岚告诉记者，目前，政府、企业层面推出的碳普惠平台和个人碳账户产品多达几十种，呈现“百花齐放”态势。碳普惠机制对公众低碳行为给予正向引导与多元激励，已成为推动消费端减碳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动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体现。

　　随着碳普惠机制的不断推进，落地平台如何创新实践提高用户参与积极性也成为各方关注的话题。

　　居民生活和消费领域的碳排放不容小觑。据中国科学院报告显示，居民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占社会碳排放总量的53%。 因而个人消费端碳减排不仅能节约社会资源，还会倒逼生产方式转型。

　　陶岚表示，国家对消费端碳减排非常重视，“这为碳普惠机制推进提供了契机。”碳普惠机制通过为公众建立碳账户，对家庭和个人节能降碳行为量化并赋予经济激励，引导公众推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是促进全民降碳的创新机制和有效手段。

　　近几年，以个人碳账户为载体的碳普惠平台纷纷上线，碳普惠机制得到多方认可。如2022年，生态环境部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22年度报告》，肯定了各地的积极探索并鼓励建立多元社会化参与机制，推动碳普惠落地。

　　在地方层面，各地方政府直接提到碳普惠机制的相关文件多达186项，全国27个省份将发布碳普惠机制作为重点工作，北京、深圳、上海、天津等相继出台相关实施方案，以政府为主导的“碳惠天府”“西宁碳积分”“武汉碳宝包”“北京绿色生活季”等平台相继建成使用。

　　在企业层面，金融等机构也纷纷布局，如建设银行碳账户与银联“低碳计划”平台全面互通实现低碳场景共建、低碳权益共享，中信银行“中信碳账户”已累计实现13个金融场景和消费场景的碳减排核算等。

　　“目前，政府、企业层面推出的碳普惠平台和个人碳账户产品已多达几十种。这标志着碳普惠机制建设已从社会呼吁、城市实践上升为国家和地方生态保护的整体布局。”陶岚说。

　　推动消费端碳减排，提高用户参与积极性至关重要。据陶岚介绍，市场上碳普惠平台虽不少见，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影响公众参与积极性。如很多项目因在碳市场的功能定位和参与机制尚不明确，缺乏可持续的价值实现机制，导致效果并不显著；一些平台没有把日常生活中的场景纳入，导致用户的绿色行为数据没有全面连通；用户在完成绿色行为后，还需主动上传数据，或出现数据错算、减排量重复记录等问题，这些都会影响用户的积极性。

　　陶岚告诉记者，为解决碳普惠领域的难题，她带领团队研发推出“绿普惠云—碳减排数字账本”（以下简称“碳账本”）。

　　陶岚介绍：“‘碳账本’的技术逻辑首先包括记录公众衣、食、住、行、用、游等绿色行为，其次是将这些减排行为记录下来，同时授权底层的‘碳账本’依托《公民绿色低碳行为温室气体减排量化》团体标准，将跨场景、跨平台的公众绿色行为进行科学量化、记录和汇总。”

　　“个人减排量无需手动记录，直接通过平台体现，能提高用户积极性。而且，平台实现企业和政府碳普惠平台的链接，政府可以更方便地收集到辖区范围内的个人碳减排量，更科学地制定地方节能减排政策，最终形成政府、企业、个人三本碳账。”陶岚表示，“碳账本”把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各种有效的资源及生产要素，以数字化的方式汇集起来。推动各参与方形成合力，系统化、体系化推进碳普惠机制建设，并避免重复建设造成的浪费。

　　目前“碳账本”推出已超三年，支持北京、山西、四川泸州等地建立碳普惠平台，还为广汽、美团、滴滴、饿了么等众多企业提供服务，建立碳账户产品和系统。

　　公众参与情况如何？“平台已积累超4000万用户参与碳减排，实现了近100万吨的减排量。其中，绿色出行场景由于参与门槛低、减排核算方式明确，成为目前参与最广泛的碳普惠减排场景，占半数以上。”陶岚表示，希望带动更多个体参与碳减排。

　　去年底，绿普惠发布了《中国公众低碳意识与低碳行为网络调查报告》，对公众低碳意识与认知水平、低碳行为践行程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调查发现，公众对气候变化与低碳生活知晓率较高，但对“双碳”目标及“碳普惠”机制知晓率有待进一步提高。而在外部因素方面，调查发现，低碳生活配套措施和服务不健全，低碳信息和激励措施相对缺乏等会影响公众践行低碳行为。

　　这对碳普惠机制的完善与发展提供了参考。“目前，碳普惠发展因存在管理制度及标准不完善、数据采集困难、用户激励场景单一等问题，导致知晓率与用户参与度有待提升。”陶岚表示，推动消费端碳减排行动需要政府、企业和公众加强协同与合作。

　　首先，政府层面的顶层设计、制度建设需要继续推进，这是推广碳普惠的基础保障；其次，随着低碳消费场景范围的扩大，要不断完善碳普惠的标准和方法学体系建设；再次，要提升技术体系平台建设，包括碳普惠平台技术体系、减排量核证体系和碳减排量交易和消纳体系，解决数据获取难题，实现数据互联互通；最后，要创新推出有效的市场化激励机制，让公众在生活场景中积极践行绿色减排。

　　另外，陶岚认为，除了碳普惠提供正面激励机制外，各方还可以采取多元化的措施，激发公众内生动力。如推广绿色支付，将“碳账本”作为支付工具，增加“碳账本”的价值；推动绿色信贷，根据个人碳账本给予公众贷款优惠；通过教育和宣传等活动，向公众传递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而激发公众的责任感和行动意愿；推广环保产品来引导绿色消费观念，并倡导简约、可持续的消费方式；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开展公益、绿色文化活动等方式，形成良好的低碳社会氛围。

　　“此外，还应为公众提供更多绿色公共交通，通过建立便捷的回收体系、推广可再生能源利用等举措，降低环保行为的成本和门槛，增强公众参与意愿。”陶岚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