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张俊杰：要让控排企业真正感受到碳排放监管压力

碳排放权交易(下称“碳交易”)被视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政策，以及促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推手。

理论上说，按照碳交易制度给控排企业设定的二氧化碳排放上限，企业可以根据碳价与自身减排成本来灵活选择合规路径，这种基于市场的气候政策工具能以最小的社会成本达到控制碳排放总量的目标。

但从实际上看，碳交易对控排企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低碳价可以激励控排企业节能降碳吗？另外，目前全国碳市场活跃度较低，能够帮助控排企业降低履约成本吗？

绿色金融60人论坛(GF60)首席经济学家张俊杰今天(24日)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碳价和碳市场的活跃度是企业减排的主要激励。目前来看，碳交易制度并没有降低企业的竞争力。

第一财经：从你们所作的研究看，碳交易对控排企业会产生什么影响？

张俊杰：近期，我们从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库获取了2009~2015年间的控排企业详细信息，使用一对一匹配的方法构建对照组，将每个受监管的企业与同一行业的不受监管的企业进行配对，还采用了一系列计量经济学手段，确保监管企业与未监管企业之间的差异完全是由碳市场造成的。

研究评估了地方碳排放权交易对控排企业的排放、能耗、投入、产出、以及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地方碳市场开始交易之后，控排企业碳排放量减少了16.7%，碳排放强度下降了9.7%。

此外，控排企业的能源消耗(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和电力)降低了13%，并且单位能源消耗的碳排放量降低了3.7%，天然气占总能源消耗比例提高了3.7%。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了25.6%-29.1%。

测算的结果显示，高碳价和活跃的碳配额交易更能促进控排企业减排。地方试点碳排放配额的流动性每提升1%，碳排放量就会减少3.75%，碳排放强度会减少2.41%；碳价每提升1%，碳排放总量就会减少0.043%，碳排放强度会减少0.022%。

第一财经：这一结论，是否可以放大到全国碳市场的视角来看？

张俊杰：这一结论不能简单放大到全国碳市场。地方碳市场包括了制造业和电力行业，而全国碳市场只覆盖了电力行业。我们拆分样本的分析结果显示，地方碳市场对制造业的减排效果很显著，而对电力行业的减排效果并不显著。当然也有其他研究表明，地方碳市场对电力部门减排也是有效的，这块结论尚存在争议。

第一财经：目前，碳减排量与碳市场关系紧密程度如何？

张俊杰：碳市场是中国最重要的气候政策工具之一，但并不是政策工具箱里面的唯一选择。除了碳市场以外，碳排放技术标准、地区低碳规划与试点等其他气候政策，以及能效标准、能源转型、环境保护、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协同政策，都可以带来碳减排的效果。我们这项研究正是把这些其他的政策影响剥离出去，单单建立碳市场与企业排放和经济绩效的因果联系，评估的是碳市场对控排企业碳减排量的直接效果。

第一财经：尽管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已于7月16日启动，但今年以来，各地碳排放增长的压力也空前巨大。个中的原因是什么？

张俊杰：全国碳市场采用的不是传统的限额交易制度，而是一种可交易的绩效标准制度。限额交易制度对总排放量进行约束，减排量的认定比较简单；而可交易的绩效标准制度对排放强度进行约束，排放总量仍然可以继续增长。因此，在强度控制目标下，电力行业的碳排放继续增长，并不能说全国碳市场没有发挥作用。如果没有全国碳市场，电力行业的碳排放增长会更加迅猛。所以我们说的减排量，是跟没有碳市场的反事实情景相比，而不是简单地跟过去的排放做比对。

第一财经：研究团队认为该如何做到更加严格的管制，并实现活跃有效的碳市场？

张俊杰：首先，不少证据表明，无论是地方碳市场还是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超发情况较为严重，从而导致了碳价低迷、交易不活跃的情况。加强碳排放管制，应该首先解决基准线设定太松的问题，让控排企业真正感受到碳排放监管的压力。

其次，全国碳市场采用的是强度控制的方法。而在碳市场演化的过程中，需要过渡到以总量控制为目标的机制。

最后，碳排放监测核算、报告、核查体系还需要加强。特别是在企业排放核算中，关键参数的认定还存在着问题，需要有机制防范控排企业和核查机构在排放数据上动手脚。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